第203章 黄东平只是红党外围成员

十月中旬，陈家行失守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林言正在给一个从庙行撤下来的伤员做手术。 伤员的左腿被炮弹炸断了，断口处用一根皮带扎着，血已经止住了，但伤口边缘发黑，是坏疽的前兆。 小刘在旁边递器械，手在抖。 林言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低下头继续清创。 手术做完，林言摘下手套，走到窗前。 窗外有阳光，照在走廊的地板上，亮堂堂的。 但走廊里没有什么人。 那些担架，那些伤兵，那些血和泪和骂声和哭声，都不见了。 老周不知道什么时候拄着拐杖站在他身后。 “林医生，庙行也丢了。” “我知道。” “陈家行也丢了。” “我知道。”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 “那咱们还能守多久？” 林言转过身，看着他。 “不知道。”林言说。 十月底，炮声又响了。 不是从罗店方向，是从更远的地方。 闷闷的，像打雷，一阵一阵的，从早到晚。 林言站在窗前，听着那炮声，算了算日子。 从八月十三到现在，两个多月，快三个月了。 日本人说三个月灭亡中国，三个月到了，上海还在打。 走廊里空荡荡的。 老周上星期出院了，走的时候拄着拐杖，在门口站了很久，回头看了一眼走廊，没有说话，转身一瘸一拐地走了。 他那张担架的位置现在空着。 断了胳膊的年轻人还躺在老位置，左边袖管空荡荡的，用别针别在肩膀上。 他靠在墙上，闭着眼睛。 “三个月，”他忽然开口，声音很轻，“日本人说的三个月，到了。” 林言站在窗前，看着远处的天空。 炮声还在响。 他在心里算了算，上海守了快三个月，日本人说的三个月灭亡中国，已经成了笑话。 委员长该撤了。 再守下去，这些兵就全搭进去了。 就在此时，储物空间的电台发出“滴滴答答”的响声。 脑海里同步完成译电。 “今有链霉素成品500瓶运抵水牛处，现需将链霉素送到外围成员慈心医院副院长黄东平手中，请出手协助，但不要暴露身份。” 好家伙！ 原来黄东平只是红党外围成员。 按照红党的考察逻辑，黄东平应该成为外围成员不到一年。 也就是顾锋山牺牲之后的事了。 红党在延安的链霉素工厂已经投产，这批链霉素肯定是想通过黄东平的手卖到黑市。 至于钱拿来做什么，到时候问问水牛。 刚在心里感叹世事无常，下一秒一道声音从身后响起，是亨利的声音： “师父，师父。” “哦？什么事这么高兴？” “师父，最新一批内窥镜到货了，总共20个，仁济医院截胡了10个，我们只拿到10个。” “好，很好，我马上去和黄院长商量，把仁济医院有10个内窥镜的消息传出去。” 要知道，内窥镜可是每家医院都抢着要的东西。 他们去找仁济医院，就不会惦记慈心医院的了。 而此时，法租界的一个角落，井上日召正拉着黄包车在大街上跑着，黑黑的，一口地道的江南话，不像是之前那个井上公馆的主人。 他早已经把他的珠串收起来，放在了同文书院。 此刻的他，褐布短衣，头上戴着打了补丁的布帽。 外人还真认不出来。 ........... 另一边 曾先生办公室。 “曾先生。”一名属下在他身旁汇报，“刚刚得到的消息，周佛海先生秘密来了上海，还有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都来了，他们每天什么都不做，就在各个渠道宣扬什么“战必败”，“要和谈”。” “好啊，好啊，他们来，我们这些下属都不知道。” 曾先生连连摇头。 “曾先生，我们应该怎么办？” 属下的意思很明白，就是想探曾先生的口风。 所有人都明白，军统一处上海站此刻面临选择。 是跟随周佛海，还是不跟随，很重要。 “什么怎么办？”曾先生沉声道， “做好你们自己的事情，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那么多学生募捐游行，都给我去盯着，现在日本人四处搞破坏，不要出乱子。 还有，上海各大机械厂、食品厂、纺织厂的撤厂安全，也要注意。” “是！” 属下虽然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但从曾先生的话语中已经知道了一些态度。 至少，现在军统一处不能完全向周佛海靠拢。 等属下出办公室后，曾先生长叹一口气。 他现在是真难做。 一头是全面抗战，救亡图存，一头是周佛海天天喊“战必亡”。 虽然现在还不需要做选择，但这一天总归要到来。 曾先生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 周佛海。 这个名字在他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像一根扎进肉里的刺，拔不出来，碰一下就疼。 他想起上个月见面，周佛海在饭桌上说的话。 “中国打不过日本，早点和谈，少死点人。” 当时他以为周佛海是喝多了说胡话。 现在看来，不是喝多了，是早就想好了。 到现在还没公开投降，就是因为跟日本人还没谈妥，或者说想看看战事发展到底怎么样。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的法租界还是老样子，街上人来人往，黄包车跑来跑去，梧桐树的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哗啦啦地往下掉。 远处有炮声，还在响。 “来人。” 门开了，刚才那个属下又探进头来。“曾先生。” “周佛海他们住在哪里？” “法租界，霞飞路那边的公寓。具体哪间还没查到。” 曾先生点了点头。 “不用查了。盯住就行，别打草惊蛇。他们想说什么，让他们说。想写什么，让他们写。别拦着。” 属下愣了一下。 “曾先生，那万一他们......” “万一什么？”曾先生转过身，看着他，“他们是政府的人，不是汉奸。至少现在不是。”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几分， “等他们成了汉奸，再说。” “是。” 门关上了。 曾先生坐回椅子上，拿起桌上的茶杯，茶已经凉了。 他把茶杯放下，拿起桌上那份关于各大工厂撤厂的报告，翻了翻。 机械厂走了七成，食品厂走了五成，纺织厂走了四成。 剩下的那些，有的在观望，有的走不了，有的不想走。 他在报告末尾批了一句话： 能走的尽量走，走不了的，机器毁了也不能留给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