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2章 唐太宗对农业的重视（一）

在历经隋末暴政与连年战乱后，唐初社会满目疮痍，人口锐减、田地荒芜，农业生产彻底陷入停滞，百姓流离失所，国家经济根基摇摇欲坠。李世民登基执政后，深刻总结隋朝速亡的历史教训，清醒认识到农业是立国之本、民生之基，唯有稳住农业、安抚百姓，才能稳固王朝统治、实现天下太平，因此将“重农”作为贯穿贞观一朝的核心施政原则，并围绕这一原则，立足唐初社会实际，出台了一系列系统性、针对性极强的重农惠农政策，全方位推动农业生产恢复，夯实国家经济根基。 一、奖励垦荒的“富农”措施：夯实农业生产土地根基 民以食为天，食以地为本，要让流离失所的百姓安定下来、重拾生计，首要解决的就是土地分配问题。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战火绵延数十年，大量百姓死于战乱或流亡他乡，全国人口急剧减少，留下了大片无主荒芜田地，这一特殊的社会现状，成为唐初推行均田制、解决土地矛盾的重要前提。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高祖李渊正式颁布均田令，明确制定土地授受规则：“丁男、中男给（田）一顷，……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按照这一法令，成年男丁可获得一百亩田地，其中二十亩为可世代继承的永业田，去世后由家中继承人直接承袭；八十亩为归国家所有的口分田，农户去世后需归还官府，由朝廷重新分配给其他百姓。但这一制度在唐高祖时期，因天下尚未完全平定、政局不稳，并未得到切实有效的推行，直到李世民登基即位，开启贞观之治，政局趋于稳定，均田制才真正落地实施，成为调整土地关系、安抚农民的核心制度。 李世民深知，在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大背景下，想要实现“均天下之田”、彻底消除土地兼并的理想，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了最大程度化解土地矛盾，让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耕作田地，他将目光投向地广人稀、荒地充足的“宽乡”，大力鼓励农民从土地稀缺的“狭乡”，自愿迁往宽乡开垦荒地。为了推动这一举措落地，他特意下达诏令，要求地方官员妥善安置迁徙而来的农户，合理分配土地、安排生产，同时明确指令朝廷考核官员的部门，将“安置客口、劝民垦荒”的成效，作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最高标准，督促地方官“善相劝勉”，主动引导、帮扶农民前往宽乡垦殖。 贞观十一年，李世民主导修订的《唐律》正式颁布，以法律形式为垦荒政策保驾护航：明确规定农户在宽乡占用田地超出法定限额，不再按违反律**处；同时出台税收优惠，移民前往宽乡垦荒的农户，可享受减免租税的优待。与之对应的是严苛的问责制度，若地方官员胆敢不遵照朝廷赋役令执行，推诿塞责、阻挠垦荒，一经查实，将被判处“徒二年”的刑事处罚。 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尽管宽乡农户实际获得的授田，未必能完全达到均田令规定的法定数额，但绝大多数无地农民，都能从官府手中领到数量可观的田地，拥有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隋末农民起义前，土地高度集中、少数地主垄断田地、百姓无田可耕的极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格局。与此同时，均田制的推行，还触动了旧有的人身依附关系，让大量依附于地主豪强的部曲和奴婢获得人身解放，一部分人直接升格为拥有独立土地的均田农民，另一部分则转变为享有更多人身自由的契约佃农。这些举措，切实改善了底层百姓的生产生活处境，极大激发了农民的耕作积极性，为唐前期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快速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二、轻徭薄赋的“劝农”措施：减轻农民负担盘活生产 农业生产的恢复，不仅需要土地保障，更需要减轻农民的赋役压力，让百姓能全身心投入耕作。租庸调制，是唐代针对均田农民制定的三项核心赋税徭役制度，其内容清晰明确：丁男每年需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为“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若以布替代，则交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为“调”；每丁每年需为官府服徭役二十天，若农户不愿亲身服役，可每天缴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由官府雇人代役，这一制度称为“庸”，也叫“输庸代役”。 隋朝赋役严苛，百姓不堪重负，最终引发农民大起义，唐朝建立后，汲取前朝教训，从唐高祖时期开始，就放宽了直接生产者徭役折色的年龄限制，严格规范服庸时间的计算方式，大幅减轻了百姓的徭役压力。李世民即位后，全盘继承并稳步推行这一成熟的赋税制度，未做任何颠覆性更改，保证了政策的稳定性。 其中，“输庸代役”制度的全面推行，堪称贞观劝农政策的一大亮点。这一制度让农民无需再被强制徭役捆绑，可通过缴纳实物替代服役，拥有了更多可自由支配的生产时间，能专心致力于农田耕作，彻底解决了以往徭役侵占农时、耽误春耕秋收的顽疾，有效保障了农业生产的连续性。 为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让百姓休养生息，贞观年间，李世民多次以朝廷名义正式颁布诏书，大范围减免全国或地方的赋役租税，此类举措前后多达十二次：贞观元年夏季，山东各州遭遇严重旱灾，庄稼颗粒无收，李世民当即下诏，免除山东各州当年全部租赋；贞观十三年正月，下令免除三原县一年租赋；贞观十五年四月，免除洛川县一年租税；贞观十七年三月，又下诏给予齐州免除一年赋役的优待…… 彼时唐王朝刚刚建立，常年战乱导致国家财政空虚、经济基础极为薄弱，李世民推行的“给复”“免赋”，受限于国家财力，减免范围和力度存在一定局限，无法实现全面、长期的赋税豁免，但这些举措实实在在缓解了农民的生存压力，让百姓得以积攒粮食、恢复生产，对唐初农业经济的复苏、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增殖人口的“利农”措施：补足农业生产劳动力短板 农业生产的核心要素是劳动力，而唐初人口极度匮乏，成为制约农业恢复的最大瓶颈。李世民登基后，对全国户籍变动情况格外关注，经统计，唐初全国仅有二百余万户，人口总量还不到隋朝鼎盛时期的四分之一，劳动力严重短缺，大量田地无人耕种，极大阻碍了农业生产发展。为此，贞观年间，李世民出台一整套组合举措，全方位增加全国人口，补足农业劳动力缺口。 （一）释放宫女，减少宫廷冗员 李世民即位之初，便率先从宫廷入手，削减冗员、释放人口，先后两次大规模释放宫女：武德九年，刚登基不久，就一次性放还宫女三千人；贞观二年，再次派遣戴胄等大臣，在掖庭西门释放宫女，多年累计释放宫人多达三五千人。这些长期被困宫廷的女性，得以出宫回归民间，自由组建家庭、生儿育女，既减少了宫廷不必要的开支，更直接补充了民间劳动力与生育人口，一举两得。 （二）奖励嫁婚，完善婚配机制 贞观元年，李世民专门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以朝廷政令引导民间及时婚配，明确规定法定婚龄：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达到婚龄后“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保障男女自由婚配。针对鳏夫、寡妇，诏令明确要求，丧期期满后，官府需督促媒妁从中撮合，督促其再婚改嫁，避免育龄人口浪费。 为解决贫苦百姓因家贫无力嫁娶的问题，李世民特意下令，责成乡里亲戚或家境富裕的家庭，对贫困婚嫁者给予财物资助，确保无一人因贫困错过婚期。同时，他将婚姻嫁娶、户口增长，直接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把婚育数量、户籍增减作为官员考核升降的核心依据，倒逼地方官员全力落实婚配劝导政策，从制度上保障人口增殖。 （三）赎回外流人口，充实中原劳力 隋末天下大乱，中原百姓流离失所，大量汉民为躲避战乱逃往北方，还有无数百姓被突厥等少数民族势力侵扰掳掠，流落塞外，当时“华人在北者甚众，比闻屯聚，保据山险，王师之出，当有应者”，塞外流亡汉人数量极为庞大。李世民深知，这些流亡人口都是恢复农业生产的宝贵劳动力，因此不惜耗费巨额金帛，专门派人前往塞外，赎回被掳掠、流亡在外的中原百姓。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朝廷用大量金帛作为交换，一次性从突厥赎回八万汉人；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又派人从铁勒部赎回流落当地的中原汉人。在赎回过程中，李世民发现室韦、靺鞨、乌罗户等少数民族百姓，也同样被掳掠绑架，当即下令将其一并赎回，并给予与中原汉人同等的经济救济，帮助他们安定生活、恢复生产。突厥颉利可汗归降后，曾向李世民进献草原羊马等贡品，李世民考虑到中原亟需劳动力恢复农业，当即拒绝贡品，反而要求突厥释放辖境内所有汉族人口，全力争取劳动力回归。 （四）优待归附异族，扩大人口基数 唐朝前期秉持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唐《武德令》中早已制定优待内附少数民族的政策：“蕃胡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经二年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三户共一只。”李世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优待力度，规定归附的少数民族百姓，只需按照中原汉族百姓一半的标准缴纳赋税，同时享受免除十年劳役的特权；若遭遇自然灾害，还会酌情再减赋税。 优厚的安抚政策，不仅吸引了大量流亡塞外的汉人纷纷回归，还吸引了周边众多少数民族主动归附，仅党项羌一族，前后内附者就多达三十万口。贞观三年，据户部官方统计，仅当年从中原塞外回归的汉人、突厥等少数民族内附人口，以及新归附的边疆各族百姓，总数就达到一百二十余万口。 在一系列增殖人口举措的持续推动下，贞观年间全国人口实现快速增长。到贞观二十三年，全国户数已接近三百八十万户，李世民在位的二十余年时间里，全国户数足足增加了约一百八十万户。充足的劳动力，彻底解决了唐初农业生产无人耕作的难题，大片荒地被开垦，农田产量稳步提升，为贞观时期农业繁荣、经济复苏奠定了坚实的人口基础，也让唐王朝一步步走向国泰民安的盛世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