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0章 后晋初期的内忧外患（一）

天福元年（936年），石敬瑭借契丹外力颠覆后唐政权，正式建立后晋王朝。然而这份依靠卖国换得的帝位，自开国之初便根基糜烂、四面危局，是五代乱世中最为孱弱的开国格局。彼时中原大地历经后唐末年的连年混战，烽烟遍及州县，农田荒芜、水利废弛，商贸断绝、百业凋敝。长年兵戈导致人口锐减，流民遍布乡野，官府仓廪空虚、财用枯竭，既无财力抚恤百姓、安顿地方，亦无物资供养军队、稳固边防。底层百姓饱受兵灾、苛税、饥荒三重压榨，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各级官府运转瘫痪，吏治松弛混乱，朝野上下民生困顿、人心浮动。 对内而言，天下藩镇割据的积弊根深蒂固。自唐末以来，节度使手握地方军权、财权、民权，俨然一方诸侯，后唐覆灭之后，天下藩帅大多拥兵自重。众人皆洞悉石敬瑭引外族、卖国土的开国行径，心中鄙夷不服，无人真心臣服于这个新生王朝。各地藩镇阳奉阴违、私蓄兵力、截留赋税，隐隐形成割据自重、伺机作乱的态势，中央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近乎名存实亡。 对外层面，契丹凭借扶立石敬瑭的赫赫功绩，视后晋为附庸臣属，勒索求索毫无底线。从岁币绢帛、奇珍异宝，到粮食牲畜、工匠财物，契丹岁岁苛索、层层加码，稍有不满便遣使斥责、武力威慑。无尽的对外供奉进一步掏空了后晋本就薄弱的国库，让本就困顿的官民雪上加霜，王朝从立国之初便陷入内忧外患、进退维谷的绝境。 值此危局，中书侍郎、宰相桑维翰审时度势，向后晋高祖石敬瑭献上固本安邦之策。他精准剖析天下利弊，提出对内绥镇、对外事辽、整军兴农、休养生息的四维治国方略：对各地骄横藩镇暂持安抚包容之态，摒弃强硬镇压，以恩赏羁縻、稳住地方局势，避免多线战乱同时爆发；对契丹坚守谦卑臣服之礼，恪守臣属规制、足额供奉岁贡，竭力换取边境安宁，为王朝争取喘息之机；同时暗中整治禁军武备，淘汰老弱残兵、规整军制军纪，逐步恢复国防实力；大力推行劝农政策，招抚流民归乡垦荒，修复荒废农田与水利设施，轻徭薄赋、暂缓苛役，全力恢复农业生产与社会经济。石敬瑭深以为然，全盘采纳桑维翰的治国策略，将其定为后晋初年的核心国策。 早在天福元年（936年）起兵之初，石敬瑭为换取契丹耶律德光倾力相助、助其登顶帝位，便立下重诺，许诺称帝后割让北方战略要地幽云十六州。待其率军攻入洛阳、彻底覆灭后唐、坐稳帝位后，为恪守对契丹的谄媚承诺、巩固自身统治，便即刻履约，将这片中原北方最重要的屏障疆域拱手送予契丹。 幽云十六州囊括北方核心险要之地，具体为：幽州（今北京市）、蓟州（今天津蓟州区）、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涿州（今河北涿州）、檀州（今北京密云）、顺州（今北京顺义）、新州（今河北涿鹿）、妫州（古属河北怀来，今淹没于官厅水库之下）、儒州（今北京延庆）、武州（今河北宣化）、蔚州（今山西灵丘）、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州东马邑镇）、朔州（今山西朔州）。此地群山连绵、关隘林立，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天然长城屏障，十六州的陷落，直接让中原腹地彻底暴露在契丹铁骑的兵锋之下，为后世数百年北方边患埋下了致命隐患。 国土割裂、山河易主，幽云十六州的汉人军民心系中原、不甘沦陷，自发掀起多场反辽归晋的抗争，却尽数被石敬瑭的媚外国策无情扼杀。 天福二年（契丹天显十二年，937年），耶律德光率军进驻云州，强行俘获大同节度使沙彦珣，妄图直接接管城池、掌控边地。节度判官吴峦坚守汉臣气节，不忍故土沦陷、百姓受异族统治，当即召集云州将吏士卒、登城固守，公然拒绝契丹接管，誓死抗辽。契丹大军重兵围城，日夜猛攻，却在军民同心死守之下寸步难行，长达七个月未能攻破这座孤城。彼时云州军民士气高昂、坚守不退，本有保全故土的希望，可石敬瑭唯恐得罪契丹、破坏君臣关系，无心支援抗辽军民，反而暗中设计妥协求和。他假意遣使向契丹求情，恳请辽军解除围城、暂缓攻势，麻痹辽廷；同时下旨征召吴峦，调任其为武宁军节度使，以高官厚禄为名实施调虎离山之计。吴峦奉旨离城之后，云州群龙无首、防御空虚，契丹大军随即轻易入城，彻底占据这座北方重镇，云州全境就此沦陷。 天福三年（契丹会同元年，938年）八月，契丹南京留守、原后唐降将赵思温心系中原，不甘屈身异族，暗中密奏石敬瑭，恳请朝廷出兵收复幽州，将故土重归晋朝版图。这本是收复失地、提振民心的绝佳契机，可石敬瑭一心谄媚契丹、畏惧辽军威势，唯恐此举触怒耶律德光、招致兵祸，当即断然拒绝，彻底错失收复幽云故土的良机。 天福六年（契丹会同四年，941年）六月，振武军节度副使赵崇目睹契丹官吏欺压汉民、暴虐地方，愤而起兵，驱逐契丹任命的朔州节度使耶律画里，随即遣使上表后晋，请求举国归朝、依附中原。契丹君主闻讯震怒，即刻派遣大将袤古只统领大军围剿朔州。赵崇率领朔州全城军民顽强坚守、浴血奋战，孤城抗辽长达半年之久，城内军民死伤无数、粮草殆尽，始终未能等到朝廷的一兵一卒支援。更为屈辱寒心的是，石敬瑭为讨好契丹、平息辽廷怒火，竟公然派遣使者进入朔州，逼迫誓死抗辽的赵崇与全城军民开城投降。朔州军民宁死不屈、拒不降敌，最终因寡不敌众、粮尽援绝，城池陷落。破城之后，契丹大军展开残酷屠城，朔州城内所有青壮年丁壮尽数惨遭屠戮，满城百姓血流成河、生灵涂炭，惨烈至极。 石敬瑭对内怀柔、对外屈膝的治国之策，终究未能换来王朝安稳。他一面对契丹奴颜婢膝、岁岁纳贡、极尽卑微，任由异族欺凌中原；一面对天下藩镇一味迁就姑息、纵容包容，妄图以无底线的忍让换取藩镇拥护、稳固帝位。可乱世之中，强权方是立身根本，无底线的妥协只会招致轻视与觊觎。 自唐末帝李从珂、晋高祖石敬瑭，二人皆是从藩镇节度使起家，凭借兵权强势篡夺帝位，这套“藩镇掌兵、夺权登基”的路径，被天下所有藩帅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各地藩帅皆手握重兵、雄踞一方，眼见石敬瑭以藩镇之身登顶九五，人人心生觊觎、蠢蠢欲动，皆效仿其夺权之心，暗藏割据叛乱、取而代之的异志。于是在后晋立国短短数年间，天下藩镇接连反叛、战火四起，魏博范延光、安州李金全、成德安重荣、襄阳安从进四大藩镇先后举兵作乱，纷纷起兵攻伐朝廷，妄图推翻石敬瑭统治、争夺天下政权，后晋彻底陷入内乱不休、四方叛乱的绝境。 天福二年（937年）三月，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坐镇魏博重镇，手握河北精锐重兵，自恃实力雄厚，不甘臣服后晋朝廷。他暗中联结所辖各州刺史，调集全境兵马、修缮甲械、囤积粮草，秘密筹划谋反事宜，图谋割据河北、问鼎中原。 彼时石敬瑭初登帝位，定都洛阳，但洛阳漕运阻塞、粮运艰难，京师粮草供给时常短缺，难以支撑长久定都。石敬瑭早已谋划迁都漕运便利、地势通达的汴州，以稳固王朝根基。宰相桑维翰心思缜密、洞察时局，早已察觉范延光的叛逆阴谋，深知魏博地处京畿要害，一旦叛乱骤起，必然威胁京师安危。他当即紧急上奏石敬瑭，恳请陛下即刻启程东巡汴州、火速迁都，既可以规避洛阳被动局势，又能就近统筹兵马，提前布防，精准压制范延光的叛乱图谋，占据平叛先机。石敬瑭采纳其议，以洛阳漕粮匮乏、难以供养官民军队为由，下诏东巡汴州（今河南开封），迅速迁徙百官、整肃防务、加固城防，提前做好应对叛乱的军事准备。 六月，范延光见朝廷迁都已定、时机成熟，遂公然撕破伪装，正式举兵反叛。他一边亲率魏博大军出兵攻城略地，拉开叛乱序幕；一边暗中派遣心腹使者奔赴各地，联络四方藩镇、朝中将领，拉拢同谋势力，妄图制造天下大乱、四面伐晋的局势。 叛乱爆发后，后晋东都巡检使张从宾率先响应范延光，在洛阳举兵叛晋，成为叛乱主力。张从宾性情凶悍、手握东都兵权，叛乱之后残暴恣肆、大肆屠戮，先是诛杀镇守河阳的皇子石重信，随即率军闯入洛阳皇城，斩杀权理东都留守的皇子石重乂。屠戮皇室之后，他公然劫掠皇宫内库，夺取府库全部钱帛金银，尽数赏赐麾下叛军，以此笼络军心、鼓舞士气。随后亲率数万叛军西进东进，猛攻天下雄关汜水关，斩杀朝廷巡检使宋廷浩，彻底打通西进要道，大军直逼汴州，兵锋直指后晋都城。 彼时汴州城内兵力空虚、人心惶惶，朝野百官、全城百姓惊恐不已，流言四起、乱象丛生。石敬瑭目睹叛军势大、接连大捷，心生畏惧、意志动摇，惊慌失措之下竟打算放弃汴州、退守太原，舍弃中原半壁江山。危急存亡之际，桑维翰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跪地苦谏，剖析退走太原的亡国之危、坚守汴州的转机大势，逐条陈述军情利弊、安抚君主心神。在桑维翰的极力劝阻下，石敬瑭方才安定心神，放弃逃跑念头，坐镇汴州皇城，统筹调度各路兵马，亲自指挥平叛战事。 七月，天下战局迎来彻底转折，后晋官军双线大捷、逆转危局。北面战场，大将杨光远率军抵御魏博主力，巧用战术诱敌深入，引诱范延光麾下两大主力将领冯晖、孙锐率军渡河南下，趁叛军渡河混乱、阵型不整之际，骤然发动突袭。魏博叛军猝不及防、全线溃败，大批士卒溺水身亡，死伤惨重，冯晖、孙锐仅率残兵狼狈逃回魏州，主力精锐损耗殆尽。 汜水关战场，杜重威与奉国都校侯益合兵一处，率军猛攻张从宾叛军。两军激战数日，晋军士气大振、奋勇杀敌，叛军节节败退、无力抵抗，数万叛军被斩杀、俘虏殆尽，主力彻底覆灭。张从宾兵败势穷、走投无路，仓皇之间渡河逃亡，最终溺水身亡，东都叛乱主力就此彻底平定，汴州之围随之解除，京师危局彻底化解。 十一月，安州叛乱隐患悄然滋生。安州节度使李金全麾下左都押衙胡汉筠，为人贪婪狡诈、暴虐无道，在任期间横征暴敛、残害百姓，作恶多端、声名狼藉，朝野上下对其非议颇多、怨声载道。石敬瑭顾及李金全藩镇颜面，不愿因其属官恶行引发藩镇不满、激化君臣矛盾，遂下旨征召胡汉筠入朝，准备改授闲散官职、调离安州，平息舆论。胡汉筠深知自己罪孽深重、恶迹累累，一旦入朝必遭惩处、性命难保，心中极度惶恐。为求自保，他极力挑拨离间、蛊惑李金全，刻意夸大朝廷猜忌之心，谎称石敬瑭早已忌惮安州兵权、意图削藩诛将，逼迫李金全起兵反晋、割据自保。李金全本就对朝廷心存疑虑、暗藏异志，经胡汉筠日夜蛊惑，遂心生叛意，安州叛乱的祸根就此埋下。 天福三年（938年），后晋朝廷逐步整顿朝政、修订典制，试图在战乱之中恢复王朝秩序。 六月，因天下历经战乱、科举人才损耗严重，且朝廷官职员额紧缺、空缺有限，不足以安置新晋士子，后晋朝廷下诏暂停本年度贡举，暂缓科举取士，精简朝政开支、稳定官吏体系。 七月，石敬瑭下诏命薛融、吕琦等文臣牵头，组织朝臣详勘梳理后唐明宗一朝遗留的法令、敕令、典章制度，删繁就简、去冗存精、规整修订，为后晋制定专属律法典制，完善王朝法治体系。 九月，困守魏州孤城一年有余、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范延光，眼见大势已去、叛乱无望，彻底丧失抵抗底气，派遣使者赴汴州请降，归降后晋朝廷。持续经年的魏博藩镇叛乱就此落幕，河北之地重归朝廷掌控。 十月，石敬瑭下诏大改天下州县建制、调整京畿格局：正式升汴州为东京，设立开封府，定为国都；将开封、浚仪两县定为京畿赤县，其余附属州县尽数划为畿县，确立开封的京师地位。同时降原东都洛阳为西京，保留京畿规制；将原西京长安改为晋昌军，原西京留守官职改为节度观察使，依旧保留京兆府建制，且位列天下七府之首，尊崇其关中重镇地位，彻底确立了后晋汴州定都、两京并存的政治格局。 天福四年（939年），后晋朝政持续修缮，同时整肃军纪、抚恤忠良、赈灾安民，试图挽回民心、稳固统治。 三月，供奉官齐延祚恃宠妄为、擅权乱法，公然伪造圣旨，擅自诛杀已经归降朝廷、戴罪待命的灵州守将王彦忠，肆意擅杀降将、败坏朝纲军纪。石敬瑭查明全部实情后，震怒不已，为严肃法度、杜绝矫诏乱政之风，当即下旨处死齐延祚；同时感念王彦忠归朝之心、惋惜其无辜惨死，下诏为其追赠官爵、予以抚恤，安抚边关将士之心。 四月，石敬瑭复盘五代以来中枢官制利弊，下诏裁撤枢密院，废除枢密使专权制度，将枢密院官印移交中书省，原本由枢密院独掌的军政大权，尽数拆分由各位宰相分掌，实现中枢权力制衡，避免权臣专权乱政。 六月，朝廷再次下诏暂停礼部贡举，集中财力物力用于民生恢复、边防建设与战后安置。 七月，历经数年修订、数次勘改的《天福编敕》正式定稿成书，全书共计三十一卷，成为后晋王朝治国理政、司法断案的核心律法依据，完善了王朝法制体系。 八月，黄河流域遭遇水患灾害，河水暴涨，在博平一带决口泛滥，淹没沿岸农田、村落，百姓流离失所、损失惨重。同月，司天监修订历法，新编《调元历》定稿推行，取代旧有历法，规范天下时序农时。 十二月，东京汴州及周边州县遭遇特大暴雪灾害，严寒刺骨、积雪封城，百姓缺衣少粮、燃料匮乏，无数贫民饥寒交迫、难以度日。石敬瑭下诏开仓赈灾，向东京军民免费发放粮食、柴薪燃料，救济受灾百姓，缓解寒冬灾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