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国庆

一九七〇年九月三十号下午，王建新穿着笔挺的四个兜干部服，站在宿舍外面的镜子前，把军帽戴正。帽徽在阳光下闪了一下，他眯了眯眼，又整了整领口，把衣服下摆抻平。 刘卫东靠在门口，上下打量他：“队长，你这一身精神。” “还行。”王建新把武装带紧了紧。 郭大江从床上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到了人民大会堂，别紧张。” “我紧张什么？”王建新笑了笑，“又不是上手术台。” 下午三点多，他乘坐大客车从学校出发。车上坐着各种人——英模代表、劳模代表、工农兵代表，每个人胸前都别着一朵大红花，红绸子下面垂着金色的穗子。有人穿着军装，有人穿着工装，有人穿着中山装，有人穿着少数民族的服装。大家谁也不认识谁，但都互相点头打招呼。 到达人民大会堂时，天色还亮着。 王建新下了车，站在台阶下面，抬头看了一眼。人民大会堂比他想象的大，比他想象的壮观。浅黄色的大柱子，一人合抱不过来，一排排地立在那里，像卫兵一样。玻璃窗擦得锃亮，映着天边的晚霞。 他沿着红地毯拾阶而上，脚下是厚实的红地毯，踩上去没有一点声音，软绵绵的，像踩在草地上。地毯从台阶一直铺到大门里面，望不到头。门是铜的，又高又宽，擦得锃亮，能照见人影。 人民大会堂的大门敞开着，里面灯火通明。 金色的大厅里，上百张桌子整齐排列，桌面上铺着白色桌布，桌布垂到地上，一尘不染。每张桌上摆着碗碟酒杯，碗碟是白瓷的，印着金色的花纹；酒杯是玻璃的，擦得透亮。头顶上的吊灯像倒挂的金色花篮，水晶珠子一串一串的，灯光一照，满屋子都是光点。 王建新被安排在前排靠边的位置。他坐下来，把帽子放在桌角，正了正胸前的红花。旁边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工人，脸黑红黑红的，手上全是老茧，指甲缝里还嵌着黑色的油泥。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工装，胸前的红花格外显眼。 “小伙子，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工人主动搭话，声音沙哑，但中气十足。 “达茂旗边防团的。您呢？” “首钢的。”老工人伸出一双布满老茧的手，在王建新面前晃了晃，“炼了一辈子钢。这辈子值了。”他说“值了”两个字的时候，声音有点发颤，眼睛里闪着光。 王建新看着那双手，没说话。那是炼钢工人的手，被炉火烤过，被钢水烫过，被铁钳磨过。骨节粗大，皮肤粗糙，但有力。 六点左右，宴会厅突然安静了。 大领导们穿着深色中山装，步伐稳健地走进宴会厅，身旁跟着其他领导人。他们从大厅正门走进来，沿着主通道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向两侧挥手。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掌声从门口一直响到最里面。 招待会开始后，领导起身讲话。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在大厅里回荡。 “同志们、朋友们……” 宴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菜一道一道地上，有热菜有凉菜，有中餐有西餐。王建新没怎么动筷子，光顾着看了。他旁边的老工人倒是吃得很香，一边吃一边念叨：“这红烧肉做得好，比我们厂食堂强多了。” 结束时，王建新走出人民大会堂。 十月的夜风凉飕飕的，吹在脸上很舒服。他站在台阶上，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灯火通明的大会堂，又看了看面前的长安街。街上车不多，路灯亮着，远处的天安门城楼在灯光下轮廓分明。 他深吸了一口气，在台阶上站了好一会儿。 这辈子，值了。 王建新回到宿舍，一推门，屋里五个人全在。刘卫东第一个扑上来：“怎么样？怎么样？里面啥样？” “是不是特别大？”陈志远问。 “领导讲话了没有？”李建国问。 “吃的啥？”刘晓东问。 王建新被他们围着，推都推不开。他坐到床上，脱了军帽，慢慢给大家讲。人民大会堂里面什么样，金色大厅的吊灯有多亮，红地毯有多厚，白桌布有多白。领导讲了什么，他学了几句，声音不高，但学得很像。大家听得很激动，刘卫东攥着拳头说“我什么时候也能去一回”，陈志远说“你这辈子能去一回就不错了”。 王建新讲完了，大家还不肯散，又问了半天，才各自回床上躺下。 王建新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脑子里还是人民大会堂的画面，还是领导讲话的声音，还是那个老工人说“这辈子值了”的样子。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 明天还要早起。国庆游行，凌晨两点就要集合。 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凌晨两点，哨声在宿舍楼里响起。 “嘀——” 王建新从床上翻身起来，床板咯吱一声响。他摸黑穿衣服，扣子系得飞快。其他人也醒了，窸窸窣窣地穿衣服，有人在黑暗中找鞋，有人在问“我的帽子呢”。 “快点！”教导员的声音从走廊里传来，又急又亮，“北大的已经在集合了，咱们不能落后！” 洗漱完毕后，每人领了一份早餐。两根香肠、两块面包、一个苹果。刘晓东拿着香肠，翻来覆去地看：“这么奢侈？过年都没吃这么好。” “别废话，快吃。”郭大江已经咬了一大口面包。 凌晨三点多，卡车从学校出发。卡车的帆布篷被风吹得哗哗响，从缝隙里能看到外面的街灯一盏一盏地往后跑。车厢里挤得满满当当的，大家背靠背坐着，有的在打盹，有的在小声说话。 卡车把他们拉到北京站的东边。王建新跳下车，放眼望去，东长安街两侧密密麻麻排满了游行队伍，一眼望不到头。红旗在路灯下飘着，人挨着人，肩并着肩，像两条长龙，从东边一直延伸到西边看不见的地方。 李建国站在他旁边，难得地说了一句：“人真多。” 凌晨四点多，天色还是黑的，游行队伍开始往天安门方向移动。 每个方队由一千二百人组成，三十人一列横队，四十人一列纵队。王建新所在的方队是工农兵学员方队，大家统一换上了崭新的蓝色工装和白色衬衣。工装是劳动布的，硬邦邦的，有一股新衣服的味道。 刘晓东扯了扯身上的工装，小声嘀咕：“咱们明明是解放军学员，为啥穿工人的衣服？” “别问了。”李建国说，“上面安排什么就穿什么。再说了，不是还给你一身衣服吗？你不要，回去给我。” 刘晓东直接离他远远的。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队伍开始向西行进。金色的阳光从东边照过来，把长安街染成一片金黄。王建新举着一个一米多高的模型，随着人流缓缓移动。模型有点沉，但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他举得稳稳的，跟着队伍一步一步地走。 上午十点，天安门广场上的扩音器里突然响起《东方红》的歌声。 所有人都知道，伟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欢呼声像潮水一样涌起，从前面的方队传到后面的方队，从广场东侧传到广场西侧，一波接一波，一浪高过一浪。王建新随着人流往前走，每一步都踩在节拍上。他举着模型，眼睛盯着前方，天安门城楼在远处，红墙黄瓦，在阳光下闪着光。 十一点左右，轮到工农兵学员方队经过天安门城楼。 就在他们即将走到城楼下的时候，扩音器里传来一个声音：“后面的方队请加速——后面的方队请加速——” 王建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隐约听到前面有人在喊：“伟人在城楼上——伟人在城楼上——” 队伍加快了速度。大家几乎是小跑着往前走，但队形不乱，步子不乱。 等他走到天安门城楼下的时候，抬头望去—— 城楼上一个身影，穿着灰色中山装，正向游行队伍挥手。 那一刻，王建新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涌上了头顶。他张了张嘴，想喊什么，却发现嗓子发不出声音来。他使劲盯着城楼上那个身影看，看得眼睛都酸了。那个人挥手的动作不大，缓缓的，一下一下的，但每个动作都像刻在所有人心里。 队伍走过城楼，继续往前。 王建新回过头，还想再看一眼，但城楼已经被后面的方队遮住了。 回到学校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 王建新坐在宿舍的床沿上，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把帽子摘下来放在桌上，把外套脱了搭在椅背上，然后坐着，一动不动。 大家还在兴奋地讨论着。刘卫东说他在城楼下喊了“毛主席万岁”，喊得嗓子都哑了。陈志远说他看见伟人了，虽然离得远，但看得清清楚楚。李建国说他的手都拍红了，现在还在疼。 王建新听着他们说话，没插嘴。 他想起那个老工人说“这辈子值了”。现在他也想说这句话。 晚上，大家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 这一次，他们是站在广场东侧。广场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比白天还热闹。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动，到处都是笑声和说话声。有人举着小红旗，有人拿着气球，有人肩膀上驮着小孩。 八点整，庆祝活动开始了。 文艺节目一个接一个，唱歌的、跳舞的、演样板戏的，台上台下热火朝天。《红灯记》里的李奶奶唱得高亢嘹亮，《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唱得婉转动听。台下的人跟着唱，跟着鼓掌，嗓子都喊哑了还不停。 九点多，烟花开始燃放。 “砰——砰——砰——” 一朵朵礼花在夜空中炸开，红的、黄的、绿的、紫的，把天安门城楼映得亮堂堂的。礼花散开的时候，像金色的柳树，像红色的牡丹，像银色的瀑布，一串一串地从天上垂下来。人群里发出一阵阵惊呼声和欢呼声。 庆祝活动持续到晚上十一点多才结束。 散场的时候，人群慢慢往外走。王建新随着人流出了广场，沿着长安街往回走。街上全是人，有的在等公交车，有的在走路，有的三三两两站在一起还在讨论。路灯下，小红旗在地上落了一层，被风吹得到处跑。 王建新走得很慢，他不想挤，也不着急。 夜风吹过来，带着烟花的火药味和秋天干燥的味道。他抬头看了看天，礼花已经散了，星星出来了，稀稀拉拉的几颗，不算亮。 他低下头，继续走。 这辈子，真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