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战争之年

1915年3月，的里雅斯特 莱奥走了之后，炮台像丢了魂。 保罗每天早上去机库，把飞机推出来，擦蒙布，检查发动机，然后推回去。他不飞了。不是不想飞，是没地方飞。天空还是那片天空，但天空上有飞机了——不是他的，是军队的。双翼的，木头的，蒙着布，机身上画着黑色的铁十字。它们从北边飞来，往南边飞去，嗡嗡嗡的，像一群愤怒的马蜂。保罗仰着头看它们，心里说，我比你们早飞了十几年。 雅各布的咖啡馆还开着。客人少了，不是咖啡不好喝，是没人来了。年轻人都上了战场，老年人不敢出门，街上冷冷清清的。施密特每天来喝一杯，坐一上午，不说话。伊洛娜每天来写稿，坐一下午，也不说话。保罗每天来喝一杯，坐一会儿，然后去机库。 “科恩先生，客人少了。”保罗端着咖啡，坐在靠窗的位置。 “少了。” “生意不好。” “不好。” “那您还开？” “开。开了三十多年了，关不了。” 保罗看着窗外。街上有一个女人，穿着黑色的丧服，低着头，慢慢地走。她手里拿着一封信，大概是阵亡通知。保罗认识她，她是附近一个渔民的妻子。渔民叫马尔科——不是马尔科，是同名。马尔科去年秋天上了战场，去了塞尔维亚。再也没有回来。 “科恩先生，马尔科死了。” “哪个马尔科？” “渔夫。不是做咖啡的那个。” 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死了很多人。” “还会死更多。” “也许。” 三月中旬，意大利向帝国宣战。的里雅斯特变成了前线。海面上出现了意大利的军舰，灰色的，炮口对着港口。帝国海军派了几艘驱逐舰来防守，但不够。意大利军舰太多了，打不完。士兵们说，的里雅斯特保不住了。官员们说，不会的，帝国会派援军。但援军迟迟不来，因为他们都在东线，跟俄国人打。 保罗站在机库门口，看着海面上的意大利军舰。他数了数，七艘。七艘灰色的船，像七只蹲在海上的狼。 “保罗，你在看什么？”施密特走过来。 “看船。” “那是意大利人的。” “我知道。” “他们会打过来吗？” “不知道。也许。也许不。” 施密特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你怕吗？” “不怕。怕也没用。” “那你的飞机呢？他们发现了，会征用。” “藏在山洞里，没人找到。” “找到了呢？” “找到了，就给他们。给谁都是飞。” 施密特叹了口气。“你这个人，跟你莱奥叔叔一样。” “哪里一样？” “什么都无所谓。” 保罗笑了。“不是无所谓。是看开了。” 四月，伊洛娜收到了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的信。信是从维也纳寄来的，很厚，有好几页。 “伊洛娜： 我在军队里。当了个团长，管三千人。在意大利前线，离你不远。隔着一片海。 战争不好。我每天看到死人。自己的兵，敌人的兵，平民。都死了。 你的书我读了。《萨拉热窝》，写得很好。但没人看。战争开始了，没人读书。 等仗打完了，会有人看的。 卡尔” 伊洛娜把信给雅各布看了。雅各布读完，把信纸折好，还给她。 “卡尔还活着。” “活着。” “他以前追过你。” 伊洛娜笑了。“追过。没追上。” “为什么？” “因为我在等的，不是你。” 雅各布看着她，沉默了几秒钟。“莱奥等了你一辈子。” “我知道。” “你等了他一辈子？” “我也知道。” 他们看着窗外。海面上有一艘意大利军舰，正在开炮。炮弹落在港口里，溅起高高的水柱。轰隆隆的声音传过来，震得咖啡杯在桌上跳动。 “雅各布，你怕吗？”伊洛娜问。 “不怕。” “你的手在抖。” 雅各布把手放在桌上。“好了。” “你每次都这样。手抖，说不怕。” “因为真的不怕。手抖是老了，不是怕。” 伊洛娜笑了。“对。老了。” 五月的第一天，施密特收到了马蒂奇的信。信是从克罗地亚寄来的，字迹比以前更抖了，几乎认不出： “施密特： 我还在种土豆。八十八岁了，还能下地。腿不行了，蹲不下去。但还能站着。站着挖坑，站着撒种，站着埋土。收成一年不如一年，但够吃。 你寄的自由女神像照片，我收到了。贴在墙上，每天看。她很高，很大，手里举着火把。她看着海，看着欧洲。她在等。等和平。 马蒂奇” 施密特把信给保罗看了。保罗读完，把信纸折好，还给他。 “他还在种土豆。” “八十八了。” “比我爷爷还老。” 施密特叹了口气。“他是我见过的最老的人。也是最倔的人。” “你也是倔的人。” “我不是。我胖。” 保罗笑了。“胖的人，也倔。” 六月，帝国的军队在加利西亚溃败。俄国人占领了伦贝格，几十万奥地利士兵被俘。报纸上说，这是“战略转移”。伊洛娜说，这是逃跑。她写了一篇评论，题目是《转移》。她写道：“他们说这是战略转移。转移到哪里？转移到俘虏营。几十万人，转移过去了，就回不来了。” 她把稿子寄给《新自由报》。费舍尔回信说：“不能发。审查不通过。”伊洛娜把稿子锁进抽屉里，继续写下一篇。她写的是的里雅斯特的妇女。她们的男人上了战场，她们在工厂里干活，做炮弹，做子弹，做军服。每天工作十四小时，工资只有男人的一半。她写道：“她们的男人在打仗，她们在生产打仗的东西。她们不是战士，但她们在战斗。” 这篇稿子也没有通过。她把它们都锁在抽屉里。抽屉快装不下了。 “伊洛娜，你写了那么多，发不了，怎么办？”雅各布问她。 “留着。等仗打完了，再发。” “仗什么时候打完？” “不知道。也许明年，也许后年。但一定会打完。” 七月的里雅斯特，热得像蒸笼。意大利军舰每天都在开炮，港口被炸得面目全非。码头上到处是弹坑，仓库被炸塌了一半，渔船沉在港湾里，桅杆露出水面，像一排排黑色的十字架。 保罗的机库被炸了一个洞。不是意大利人炸的，是奥地利人自己炸的——他们撤退的时候，炸毁了港口的设施，不让意大利人用。保罗站在机库门口，看着那个大洞，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走进去，把飞机上的蒙布揭开，检查了一遍。还好，没有伤到。只有翅膀上破了一个小洞，他用帆布补上了。 “科恩先生，机库被炸了。” 雅各布站在咖啡馆门口，看着那个洞。“修吗？” “修。不修，飞机放不住。” “我帮你。” 他们找木板，找钉子，找工具。雅各布年纪大了，爬不了高，保罗爬上去钉，他在下面递木板。两个人忙了一整天，把洞补上了。不漂亮，但结实。 “科恩先生，谢谢您。” “不用谢。飞机是你的，也是我的。” 保罗看着他，笑了。“对。飞机是您的。” 八月，伊洛娜收到了一封来自萨拉热窝的信。信是一个波斯尼亚的读者写来的，说她读过《帝国的边缘》和《萨拉热窝》，很感动。她说，萨拉热窝被炸了，桥还在，但桥头站满了士兵。她说，普林西普被抓了，判了二十年，在监狱里生病了，快死了。 伊洛娜把信给雅各布看了。雅各布读完，把信纸折好，还给她。 “普林西普。那个开枪的人。” “他快死了。” “他开了枪，打了仗，死了很多人。” 伊洛娜点了点头。“他知道吗？知道自己开了枪，会死那么多人？” “不知道。他以为只死两个人。” “他错了。” 雅各布看着窗外。海面上有一艘意大利军舰，正在开炮。炮弹落在港口里，溅起高高的水柱。 “伊洛娜，”他说，“你恨他吗？” “不恨。” “为什么？” “因为他也是人。十九岁。什么都不懂。” 雅各布沉默了。他想起自己十九岁的时候，在布达佩斯，妹妹死了，一个人坐火车去维也纳。什么都不懂。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伊洛娜，”他说，“你老了。” “谁都会老。” “老了就爱原谅。” 伊洛娜笑了。“对。老了就爱原谅。” 九月的第一周，保罗把飞机从机库里推出来，加满电池，启动发动机。他在空地上空飞了一圈，然后往南飞，飞到意大利军舰上空，转了三圈。意大利人用高射炮打他，炮弹在周围爆炸，震得飞机上下颠簸。他笑了笑，调转方向，飞回的里雅斯特。 “保罗，你疯了？”施密特站在空地上，冲他喊。 “没疯。” “他们打你！” “打不着。他们打不准。” 施密特摇了摇头。“你跟你莱奥叔叔一样。” “哪里一样？” “不要命。” 保罗笑了。“命还是要的。但飞机更要。飞机是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