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8章 即将债务爆炸的法兰西3

两天后的夜晚。 诺曼底小镇圣皮埃尔老鞋匠巴蒂斯特的家。 勒费弗尔坐在一张破椅子上，对面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自称安德烈。 他的眼睛很亮。 “勒费弗尔同志，” “我看了你的情况。五公顷地，8000法郎债务，今年麦子大概能收三吨半，按市价能卖525法郎——不够还利息，更别说本金。” 勒费弗尔点头，手心有些出汗。 “在阿列日省，像你这样的农户，我们有三种方案。” 安德烈从包里拿出几张纸， “第一，债务重组。由农民协会出面，和银行谈判，把还款期延长到十年，前三年只还利息，利息降到4%。 第二，加入销售合作社。所有麦子统一销售，合作社有仓储，可以等价格好的时候出手，避免收获季被压价。 第三，如果愿意，可以加入土地合作社——土地还是你的，但和邻居的地连片规划，统一耕种，用大型机械，成本能降40%。” 勒费弗尔咽了口唾沫：“土地还是我的？” “产权证上还是你的名字。”安德烈微笑， “只是使用权集中，便于机械化。而且，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可以优先获得国家提供的低价化肥和良种——是从德国引进的技术。” “德国……”皮埃尔喃喃道。 “德国同志在农业上走在我们前面。” 安德烈坦然说， “他们用了五年时间，让粮食产量提高了50%。他们的合作社有实验室，研究土壤改良。我们派了人去学习，现在在阿列日试点。” 勒费弗尔沉默了很久。煤油灯噼啪作响。 “神父说……”他艰难地开口，“共产党要没收土地，要反对上帝……” 安德烈叹了口气：“勒费弗尔同志，你信上帝吗？” “我……我每周去教堂。” “可是，当你生病没钱买药时，是神父给了钱，还是哪个教堂给了钱？ 去年洪水冲垮了河边的农田，是教堂出钱修堤坝，还是政府出钱了吗？ 不，是我们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己动手修的？” 勒费弗尔想起去年秋天，玛丽得了肺炎，是镇上药店的老板——一个社会党人——赊账给了他们药。 而认识的神父只是说“我会为你祈祷”。 “我们不反对信仰自由。” 安德烈继续说， “在阿列日，教堂照常开放。但我们说：如果上帝真的爱世人，祂应该希望世人有面包吃，有房子住，有病能治。而不是一边是饿肚子的农民，一边是拥有五十公顷地却只关心地租的神父。” 勒费弗尔想起了神父家那片一望无际的麦田，想起了神父坐的那辆新汽车。 “我需要……和我妻子商量。”他最后说。 “当然。” 安德烈站起来，递给皮埃尔一张纸条， “这是联系我的方式。但我必须提醒你： 不要告诉任何人，特别是“农民保卫同盟”的人。他们上个月在加来省袭击了我们一个干部，打断了他三根肋骨。” 勒费弗尔把纸条塞进最里面的口袋。走出老鞋匠家时，夜已经深了。 他抬头看天。星空璀璨，勒费弗尔突然想起爷爷说过的话： “天上的星星每一颗都有自己的位置。地上的农民也该有自己的土地。” 但现在，土地要没了。 勒费弗尔摸了摸口袋里的纸条。 同一时刻，英吉利海峡上空。 一架双引擎飞机正飞往伦敦。机舱里，爱德华·德·罗思柴尔德端着一杯威士忌，望着窗外的黑暗。 他身边坐着瑞士信贷银行的代表米勒先生。 “罗思柴尔德先生，您的资产转移方案已经安排好了。” 米勒打开公文包，“在列支敦士登的信托基金，在瑞士的保险箱，在伦敦的证券账户。 总计大约……1200万法郎，按当前汇率折合60万英镑。” “只有60万？” 爱德华皱了皱眉。 “法郎这半年贬值了23%。”米勒平静地说，“而且，不动产和部分艺术品在恐慌性抛售中……价格不太理想。您那栋公寓楼，原本估值80万法郎，现在买家最高出价45万。” 爱德华喝光手里的威士忌， “米勒先生，你说，那些农民……那些工人……他们恨我们吗？” 米勒愣了一下，谨慎地回答： “我想……他们可能不理解经济运作的规律。他们只看到自己的困苦，然后把责任归咎于我们罢了。” “是啊。” 爱德华望向窗外，法国海岸已经消失在地平线， “他们不懂。不懂资本要流动，不懂风险要规避，不懂……一个时代的结束。” 飞机遇到气流，颠簸了一下。爱德华握紧了扶手。 他想起了祖父的话： “我们家族经历了大革命，经历了拿破仑，经历了1870年。我们总是能活下去，因为我们是罗思柴尔德。” 飞机开始下降。伦敦的灯火出现在远方，爱德华突然想：那些点亮的灯光里，有多少是从印度、非洲、亚洲掠夺来的？在未来的某一天，会不会成为资本家们被审判的证据？ 他摇摇头，把这个不祥的念头赶走。眼下重要的是：安全了。资产转移了。家族延续了。 至于法国……让那些还在挣扎的人去操心吧。 1927年7月15日，法兰西银行秘密统计： 法国农业债务违约率北方省份已达到32%，南方省份28%，上半年土地抛售面积达47万公顷（相当于两个卢森堡的面积）。 农村人口持续流向城市，日均约2000人。 同一日，瑞士国家银行记录，法国资本流入总额已达86.7亿法郎（其中47亿来自个人，39.7亿来自企业） 法国富豪在瑞士1927年上半年购置房产达412套。 法国艺术品在瑞士拍卖行成交额同比上升340%。 这些数字，最终会变成历史书上的几行字。 诺曼底的谷仓里，勒费弗尔正对妻子说： “玛丽，我想试试。我想去见那些人，加入合作社。 最坏能怎样？比现在更坏吗？” 而在飞往伦敦的飞机上，爱德华·德·罗思柴尔德对米勒先生说： “到了伦敦后，第一件事是开一个美元账户。法郎……已经死了。” 两个法国人，两个阶级，两个选择。 他们永远不会见面，永远不会理解对方的生活。 但他们共同构成了1927年夏天的法兰西——一个在谷仓与豪宅之间、在绝望与恐惧之间、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痛苦撕裂的国家。 而在柏林，韦格纳正看着一份来自法国的情报汇总。他轻声对施密特说： “你看，资本主义最讽刺的地方在于：当它要崩溃时，最先逃跑的，正是那些宣称最爱它的人。” 窗外，德国的夏夜宁静。合作社农场的麦田正在灌溉，工厂的夜班工人刚刚拿到加班补贴。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场即将席卷欧洲的暴风雨，已经有要从法国开始了的苗头。 第一滴雨，已经落在了诺曼底的麦田里，落在了巴黎豪宅的花岗岩台阶上。 无声，但湿透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