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9章 驶向彼岸的斯诺

1929年6月下旬，北大西洋，法兰西岛号邮轮 “法兰西岛”号优雅的白色船体划破大西洋海面，烟囱吐出的浓烟在身后拉出一条长长的轨迹。 头等舱的舞厅里依旧飘出爵士乐，但对于甲板下层和三等舱的许多乘客而言，这趟航程并非度假，而是一次充满焦虑与不确定性的迁徙。 经济危机的寒流比墨西哥湾流更彻底地冻结了许多美国人的生计，也驱使着他们将目光投向传闻中风景独好的彼岸——欧洲，更确切地说，是那个正在以惊人速度重建、并宣称“没有失业”的红色德国。 斯诺倚在三等舱吸烟室的栏杆旁，海风吹乱了他的头发。 他比原计划提前了近三个月动身，自费支付了这趟航程的费用。 编辑鲍威尔在批准他“提前打前站”时那句“报社薪水可只从九月算起”的提醒言犹在耳，但斯诺觉得，要真正理解十月的科技大会，他必须看看“平常”的德国，看看那些被危机驱赶而来的同胞们眼中的德国。 吸烟室里和附近的甲板上，聚集着不少面容疲惫、衣着朴素但收拾得尽量体面的美国人。 他们交谈的只言片语伴随着海风飘进斯诺的耳朵： “…埃森的钢铁厂还在招工…”、 “…柏林那边的公寓，说是按家庭人口分配…”、 “…必须先去巴黎办过境，德国领事馆说这样最快…” 斯诺掏出笔记本和铅笔，走近一群正在分享一包廉价香烟的男人。 他表明了记者身份，表示想了解他们去欧洲的原因。 起初人们还是有些警惕的，但或许因为同是美国人，又或许因为积郁需要倾诉，他们逐渐打开了话匣子。 第一个开口的是托马斯·米勒，四十岁左右，原印第安纳州芒西市一家汽车配件厂的工头。 “为什么去德国？” 米勒苦笑一声，狠狠吸了口烟， “因为在芒西没活路了。厂子关了，老板说订单没了，信贷断了。我技术还在，但整个中西部，像我这样的机械师、装配工，成千上万地闲着。 领了几个月救济，眼看就没了。 然后我看到这个——” 他从内衣口袋掏出一张德英双语的招工传单，来自“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国际工人交流办公室”，上面罗列着埃森、多特蒙德、马格德堡等地工厂急需的工种： 熟练钳工、电工、焊工、火车司机……承诺根据技能评定提供与德国同级工人相等的工资、标准住房、医疗保险及子女教育机会。 “它出现在我们工会办公室外面，天知道是谁贴的。一开始都觉得是骗局，赤色宣传。 可后来，厂里原来的几个德国裔老工人，他们联系了老家亲戚，回信说…那边是真的缺人手，工厂日夜不停，工资是实物加“劳动马克”，购买力稳定，房租便宜得吓人。” 米勒眼神复杂， “我知道那边是共产党当家，跟咱们不是一路。可我管不了那么多，先生。我得养活老婆和三个孩子。 那边有条活路，有份能用上我手艺的、稳定的工作，这就够了。政治？让华盛顿那帮老爷们操心去吧。” 旁边一位年纪稍长、戴着破旧呢帽、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清了清嗓子。 他是罗伯特·詹金斯，前明尼阿波利斯一家小银行的信贷员。银行破产后，他失去了一切。 “米勒先生是为了工作，我…或许还为了点别的。” 詹金斯声音低沉，带着苦涩的自嘲， “我审核过无数贷款，相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结果这只手把我们所有人都掐得快断气了。 胡佛总统说“繁荣就在眼前”，可我在德国的报纸翻译文章里看到的是另一套说法。 他们那个领导人，韦格纳，几年前就预测了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说这是制度性的，无法避免。 当时我觉得是无稽之谈，现在…” 他摇摇头，“他们那边没有股市崩盘，因为根本没有我们这样的股票市场。 银行是国家所有，不会挤兑倒闭。物价受控制。 听起来像是失去了自由，但看看我们现在的自由——自由地失业，自由地失去家园，自由地在街头瑟瑟发抖。 我想亲眼去看看，一种没有周期性大萧条的经济，到底是怎么运行的。 就算它是建立在我不喜欢的主义之上。 我妻子是教师，德国那边也在大力扩建学校，或许她也能找到机会。” 第三个说话的是个年轻人，叫比利·霍根，来自堪萨斯破产的农场。 他的理由更直接： “家里农场被银行收走了，我的父亲没熬过去。” 比利的眼圈微红，迅速扭头看向大海， “我听说德国那边搞农业合作社，国家给贷款，统一买机器卖粮食，农民不会单独面对市场和银行。 至少不会被赶走，干活有保障。 我除了种地，不会别的。法国船票是卖了家里最后一点东西凑的。 德国人发的这些小册子说，他们需要懂得现代耕作技术的人，去帮助改造东欧的农业。 我不知道东欧在哪儿，但我会开拖拉机，会用新式收割机。只要能有地种，有活干，给口饭吃，哪儿都比现在强。” 斯诺快速记录着，提问道： “你们不担心吗？毕竟那是共产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完全不同，语言也不通。 宣传材料可能只展示了好的方面。” 米勒耸耸肩： “担心？当然担心。但留在美国更让人担心。 至于宣传…我们美国报纸和政客的宣传还少吗？结果呢？至少德国人的宣传里，有具体的工作岗位编号、工资数额、医院和学校的照片。 我们这边的宣传，只剩下空洞的信心了。” 詹金斯补充道： “而且，并非毫无联系。有些教会的慈善组织，还有一些…嗯，倾向于左翼的文化团体，它们提供了一些帮助，甚至有小册子教基础德语会话和德国新社会的常识。感觉…那边是张开手臂，有计划地在吸收需要的人力和技术，而我们这边是任人自生自灭。” 这时，一个一直在旁边沉默地听着、抱着个小女孩的妇女怯生生地开口： “先生…他们说，在德国，孩子看病不要钱，或者只要很少一点，是真的吗？” 她叫玛丽，丈夫在建筑工地事故中去世，抚恤金微薄，女儿有慢性哮喘，美国的医疗费用对她而言是天方夜谭。 德国宣传材料中全民医疗保障的字眼，是她决定冒险的最大动力。 斯诺无法回答她的问题，只能如实记下。 他看着这些被危机抛出正常轨道的美国人，他们带着破损的美国梦、实用的技能、求生的渴望，以及深重的疲惫和一丝微弱的、被异国宣传点燃的希望，漂洋过海，去投奔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敌国”。 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讽刺和冲击力的事实。 航行在继续。斯诺在笔记本上写下： “他们不是被意识形态感召的皈依者，而是被经济绝望推离的难民。 德国人提供的，不是飘渺的口号，而是具体的岗位、住房、医疗和教育承诺——这些正是危机中的美国所残酷剥夺的。 吸引力不在于主义多崇高，而在于它似乎能提供资本主义当下无法保障的基本安全。” 他又想到自己。作为一名记者，他带着职业的好奇和隐约的意识形态探寻前往德国。 而这些同胞，则带着最直接的需求。 他们将会在德国找到宣传中的乐园，还是另一个幻灭的深渊？ 他们的旅程，或许比他即将开始的采访，更能尖锐地测试那个红色德国宣称的优越性，究竟是真是假。 海平线上，欧洲的轮廓尚未出现。 但斯诺知道，船上这些人的故事，和他自己的观察交织在一起，将成为他理解那个即将抵达的、谜一样的国度的第一把钥匙。 他合上笔记本，望向东方，德国，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