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5章 大会开始2

最后一位代表上台了。 他是来自美国的非正式观察员，没有国家代表的身份，只能以个人名义发言。 他叫威廉·福斯特，美共领袖之一。 他站在讲台前，沉默了很久。 “我没有资格代表美国发言，”他说， “因为美国的政府还在资本家的手里。 那些先生们现在正忙着给银行注资、给破产农场主发救济、给失业工人建临时收容所——收容所里每人每天一碗稀汤，条件是必须参加教堂的祷告会。” “但我可以代表美利坚的工人阶级说几句话。他们现在很困难。 一千二百万人失业，两千个城市的面包店前每天排着长队，四百万人被赶出家园，住在纸板搭的胡佛村里。 胡佛总统说繁荣就在街角，可工人们却说街角只有警察的警棍。” 他的声音越来越沉。 “但就在这样的困难里，我们也在学习。 学习组织失业委员会，学习占领市政厅要求救济，学习在工厂门口建立纠察线阻止破坏罢工的工贼。 今年三月，我们在纽约联合广场组织了五万人的抗议集会，警察的马队冲散人群，第二天我们又聚起来。 四月，芝加哥的失业工人占领了市政府，要求延期支付房产税，他们赢了。” 他停顿了一下。 “同志们，美国不是铁板一块。资本家是资本家，美国工人是美国工人。 工人们和同志们没解放前一样，每天在流水线前站十个小时，每天下班后腰酸背疼地挤电车回家，每天在餐桌上和妻子计算着这个月的房租还能不能交上。 他们和你们一样，有两只手，一颗心，一个渴望明天比今天更好的愿望。” “这个愿望，总有一天会让他们和我们走到一起。” 他抬起右手，握拳，没有举过头顶，只是平举在胸前。 “那一天，也许不是明天，不是后天。但终究有一天，它一定会来。” 开幕式结束之后，斯诺随着人流走出圆厅，进入主展厅。 光从四面八方涌来——头顶的玻璃天窗，两侧高达六米的落地窗，以及那些尚未点亮的展台上方预留的照明孔。 整个展厅把十一月的天光收拢、过滤、重新分配，洒在每一个角落里。 斯诺站在入口处，望着眼前这座巨型展厅，一时竟不知该往哪里走。 展厅分东西两翼，每翼长一百二十米，宽四十米，中间由一条贯穿南北的中央通道连接。 通道宽十米，铺着浅灰色水磨石，两侧每隔二十米立着一根细钢柱，柱顶垂下红旗。 红旗在微风中轻轻飘动。 通道两侧，是分门别类的展区。 斯诺最先走向的是交通与动力展区。这里停放着六辆崭新的人民汽车——不是概念模型，是真正可以开上路的量产车型。 它们比1斯诺在柏林街头见过的型号更流畅，更轻巧，车头镶嵌着锤子镰刀的标志。 一个穿灰色工装的技术员正在给围观的代表讲解。 他手里拿着一截剖面模型，一边指着内部结构，一边说： “……这是我们最新型的四缸发动机，排量1.2升，功率22马力，最高时速85公里。 重要的是油耗——百公里仅需6.5升。这是什么概念？在德国，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每月工资的六分之一，足够让这辆车跑一千公里。” 斯诺继续往前走，看见另一侧停着一辆更大的车。 车身漆成深灰色，比人民汽车长出一倍，车顶装着行李架，车厢侧面用德文和俄文同时写着“人民旅行”。 “这是我们和苏联同志联合开发的“友谊”牌旅行车，” 讲解员说， “可以载八名乘客和他们的行李，最高时速七十公里，续航五百公里。 明年春天，第一批五十辆将交付莫斯科公交公司，用于莫斯科—列宁格勒线路的旅游客运。” 通讯与信息展区在通道的另一侧。 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高两米、宽三米的巨型展板，上面密密麻麻排列着上百个大小不一的真空管和线圈，展板下方有一排旋钮，旋钮上方是六个同样大小的圆形刻度盘。 “这是我们的新型短波收发信机，” 讲解员是个年轻女工程师，戴着厚厚的圆框眼镜，说话时语速很快， “输出功率五百瓦，可以在五千公里范围内实现稳定的语音和电报通讯。 更重要的是，它采用了一种新的频率稳定技术，可以同时锁定六个不同频率，实现多路通讯——” 她说着，伸手转动一个旋钮。 展板上的某个刻度盘亮了起来，指针微微跳动。紧接着，一个声音从展板上方的喇叭里传出： “……莫斯科广播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今日新闻……” 声音清晰极了。 人群发出惊叹。 斯诺知道短波通讯不是什么新技术——美国RCA公司早在二十年代初就开始试验跨大西洋短波广播。 但把一台五百瓦的收发信机做到这种稳定度和集成度，还让它能够在展厅里当场接收莫斯科的信号——这背后是整整一代元器件制造工艺的飞跃。 他注意到那台机器侧面有一块铭牌，上面写着： “柏林通用电气公司无线电分厂，1929年9月制造”。 九月。两个月前。 他继续往前走。 “日用工业”展区占据了东翼很大一片区域。 这里陈列的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可以用到的各种物品： 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电熨斗、电风扇、洗衣机…… 斯诺在一个展台前停下了脚步。 那台机器大约半人高，白色搪瓷外壳，顶部有一个圆形玻璃窗，玻璃窗后面是一只不断旋转的金属滚筒。机器的正面有一个刻度盘，刻度从“30分钟”到“90分钟”，指针指在“45分钟”处。 “全自动洗衣机，”讲解员是个穿工装的中年男人，脸上带着某种难以掩饰的自豪，“把衣服放进去，设定时间，加洗衣粉，关上盖子，四十五分钟后拿出来——直接可以晾晒。 不需要用手搓，不需要用搓板，不需要用热水泡。” 医疗与健康展区在中央通道尽头。 这里光线更柔和一些，墙上贴着淡蓝色的壁纸，地面铺着浅灰色的地毯。 展台上陈列着各种医疗设备：X光机、心电图仪、紫外线治疗灯、牙科综合治疗台……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半人高的金属柜，柜门是玻璃的，可以看见里面整齐地排列着一排排玻璃安瓿瓶。 “便携式胰岛素冷藏箱，”讲解员是个年轻女医生，穿着白大褂，胸牌上写着“柏林第一人民医院医院”， “可以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将胰岛素制剂在2-8摄氏度保存七十二小时。 这是专门为农村地区设计的——让那些没有电、没有冰箱的合作社医疗站，也能为糖尿病患者提供长期治疗。” 她打开柜门，取出一支安瓿瓶，对着灯光展示瓶内澄清的液体。 “胰岛素是1921年加拿大学者发现的，1923年开始工业化生产。 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它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因为专利权掌握在几家大药厂手里。 我们1926年实现了胰岛素的全合成和国产化，现在的价格是1924年的二十分之一。” 她把安瓿瓶放回柜中，关上玻璃门。 “同志们，这不是魔法。这是把医学研究从专利牢笼里解放出来的结果。” 下午两点，斯诺来到东翼尽头的基础科学展区。 这里的人比别处少，但留下的时间更长。 展台上没有机器，没有设备，只有图纸、照片、模型和厚厚的印刷品。 一块展板上贴着几十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同一种晶体在不同放大倍数下的显微结构。照片旁边是密密麻麻的文字说明，标题写着： “晶体管的早期实验——1928年研究进展”。 斯诺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他看不懂那些技术术语，但他注意到照片下面的署名：“柏林大学固体物理研究所，瓦尔特·肖特基”。 他隐约记得这个名字。肖特基，1925年发表过关于电子在真空中运动规律的论文，当时引起过物理学界的关注。 没想到他已经转向了这种……这种“晶体管”的研究。 晶体管是什么？展板上没有明确说明，只是含糊地提到“一种基于半导体材料的新型放大器件。” 另一个展台上陈列着一台奇特的装置： 一个直径约一米的金属圆环，圆环内部是密密麻麻的线圈和磁铁，圆环中央悬着一根细细的金属棒。金属棒正在缓慢地、几乎察觉不到地旋转。 “感应电动机的最简形式，”讲解员是个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说话慢条斯理， “它的原理是法拉第在1831年发现的，但直到十九世纪末才进入实用。 这台装置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用的不是铜线，而是一种新型的铝合金——重量只有铜的三分之一，导电率可以达到铜的百分之六十。 如果用它制造大型发电机转子，可以减轻一半的重量，提高发电效率。” 他顿了顿。 “这种铝合金，是我们去年在化学研究所合成的。 它需要的原料——铝、铜、镁、硅——我们都有。 生产成本只比普通铝材高百分之二十，但性能优势远大于这个差距。” 斯诺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但他旁边一个穿工装的中年人显然知道。那人盯着那根缓慢旋转的金属棒，眼睛亮了起来。 下午四点半，斯诺终于走完了整个展厅。 他站在中央通道的尽头，回望这条长二百四十米、布满了展台和人流的巨型空间。 天光已经从菱形玻璃天窗转为暖橙色，那是夕阳正在西沉的信号。再过一小时，展厅就要关闭，明天继续开放。 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笔记本，上面已经密密麻麻记了十几页。 但真正重要的是他此刻心里的那种感觉—— 一种难以言喻的震撼。 不是震撼于某一件展品。 是震撼于所有这些展品背后的东西： 组织、计划、协作、积累。是震撼于一个事实： 这个国家，这个成立仅十一年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把科学从实验室推向工厂，把技术从专利变成工具，把产品从奢侈品变成日用品。 而且，这一切，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 那些汽车、洗衣机、收音机、医疗设备，它们的讲解员在介绍时，第一句话永远是 “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或者“农村合作社可以……”。 这不是宣传口径，这是设计目标本身——从一开始，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让最多数人使用而设计的。 斯诺慢慢走出展厅，站在门前的台阶上。 广场上的晚风卷起几片梧桐叶，在地面上打着旋。 也许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科技： 不只是占领工厂、占领实验室、占领生产线，更是占领每一个普通人的内心——让他们相信，科学不是高高在上的神秘力量，技术不是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进步不是少数人的专利。 让他们相信，明天可以比今天更好。 今天在柏林展览中心里，一千二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已经亲眼看见了那个“明天”的雏形。 斯诺站在台阶上，望着暮色中渐渐亮起的红旗，很久没有动。 远处，展览中心正门的铜字在最后一缕天光里泛着暗红色的光泽：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风起了。 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