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5章 火热反响

七月十五日，《丧钟为谁而鸣》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苏联、西班牙、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十七个国家同时发行。 德文版由柏林建设出版社印刷，首印二十万册；法文版印了十二万册；意大利文版八万册；俄文版二十五万册。 柏林发行首日，红旗出版社的卡车往市区各大书店送货时，买书的读者已经排起了长队。 执勤的民警不得不临时增设护栏、加派人手维持秩序。 柏林街头，记者沃纳·霍尔曼站在陶恩齐恩大街的赫塔书店门口，采访刚买到书的读者。 第一个接受采访的是个穿灰色工装的中年钳工，左手抱着刚付完款的书，右手牵着穿水手裙的小女儿。 “您为什么来买这本书？”霍尔曼问。 “因为这是我弟弟参加过的仗。”老钳工的声音很沉， “他当年在军队的工程兵部队服役。 他总是跟我说总有一天能看到解放世界之后的样子，可惜他在西班牙没能回来。 我买这本书，是想替他看看——他们当年拼死拼活打下来的那个西班牙，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 霍尔曼沉默了很久。 老钳工没有再说什么，拉着女儿的手慢慢走远了，消失在大街的人流里。 第二个受访者是柏林大学的学生。 他的金发剪得很短，手上拎着军绿色帆布书包，肩上斜挎着印有红旗出版社标志的单肩袋，袋口露出刚买的《丧钟为谁而鸣》。 “同学，你为什么买这本书？”霍尔曼上前采访。 “因为我明年要参军了。” 年轻人回答， “我要去的部队是国际主义旅，专门接收外语专业毕业生的单位，负责与兄弟国家军队的联络工作。 别人问我为什么要去当兵，我的答案很简单——韦格纳同志说过，一个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 我要为德国、为欧洲、为全世界那些还没解放的地方的人而努力奋斗。 世界人民正在受苦，我不能假装看不见。 海明威在书里写的那些国际纵队的同志们，就是我的榜样。” 韦格纳是在第二天上午读完《丧钟》的德文译稿的。 办公室的窗帘半开着，六月的阳光从窗缝挤进来，在红木桌面上投下一道长长的光带。 “施密特同志，这本书你读了吗？” “读了主席。”施密特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昨晚读到凌晨三点，熬了个大夜。” “读到哪一段了？” “罗伯特·乔丹在最后跟那个德国同志说，韦格纳同志说过一句话——资本主义最大的罪恶不是剥削，是它让普通人觉得自己的苦难理所当然。” “这是您当年在党校给国际纵队的干部学员讲课时说的。” 韦格纳点点头，拿起那本书，翻了几页。 “这个海明威同志，不简单。 他不是共产党员，没加入过任何党，但他是真正的革命者。” 革命是什么？ 韦格纳在心里自问自答，不是占领几座城市、赶跑几个总统就完事的。 革命最难的那部分，是在人心里面搞建设——让被压迫过的人重新相信自己是人，让被践踏过的人重新学会站起来。 海明威的书，就是在做这个事。” 他顿了顿， “他比很多整天喊口号的同志都强。” 施密特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调侃。 “主席，您这话要是让李卜克内西同志听见了，又要写长信来提意见了。” “让他写。”韦格纳一挥手， “他哪次开会不提意见？不提意见就不是卡尔·李卜克内西了。 但他提归他提，我听归我听。 他觉得我有的时候太温和，说他应该留在街头而不是会议室。 我告诉他——你不留在会议室，谁替那些上不了街的人说话？” 走廊里传来轻快的脚步声。诺依曼抱着一摞文件走进来，额头上沁着细密的汗珠。 “主席，总政治部刚送来的简报。”诺依曼把文件放在桌上， “《丧钟为谁而鸣》在英国的销售情况。伦敦的同志发来消息说，这本书已经在英国工人阶级中间传开了。” “哦？不是被禁了吗？” 韦格纳有些意外。 “被禁是被禁了，但禁不住。”诺依曼的回答很简短， “伦敦的同志通过我们秘密渠道运进去第一批三千册，三天就卖光了。 现在黑市上一本《丧钟》能换十英镑，还买不到。” 韦格纳想了想。 “十英镑？抵得上伦敦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了。” “不止。”诺依曼说， “有些工人买不起，就几个人凑钱买一本，轮流读。 更有甚者，买不起书的就借别人的，用打字机一页一页地打出来，装订成册，在工友之间传阅。 有的人文化程度不高，读不了原文，就拿去请人翻译，一句一句地解释给他们听。” 施密特端起水杯喝了一口。 “英国资产阶级这回是真急了。” “急有什么用？ 他们越禁，工人越想看。” 韦格纳站起身，窗外柏林街头的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 “他们不明白一件事——纸包不住火。你越捂着，它越要烧。 你把书烧了，把报纸停了，把电台关了——你把所有能关的都关了，但你关不住人的脑子。 人长了脑子就会想，想了就会问，问了就要知道答案。 到那时候，你拿什么挡？” 施密特说： “我看啊，他们又要拿警察挡，拿军队挡，拿监狱挡。” “挡得住吗？” “自然是挡不住的。”施密特说， “从来没有人能靠警察和军队挡住思想的传播。” 下午，台尔曼的电话打到韦格纳办公室。 “主席，伦敦刚刚发生了件事。 白金汉宫门前有人举着《丧钟为谁而鸣》的标语牌，上面写着“献给那些不愿意被代表的人”。 麦克唐纳的政府紧急下令，增派警力驱散了示威的群众们。 但防暴警察在行动中逮捕了十一名示威者，其中有几个是退役军官。 我们的人混在人群里，拍了不少照片。” 韦格纳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恩斯特，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英国人怕的是海明威这本书，还是怕这本书让他们的老百姓知道太多？” “都怕。”台尔曼的回答很干脆， “他们怕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写的是他们不想让老百姓看见的事。 他们更怕老百姓知道太多，是因为老百姓知道得越多，他们的统治就越不稳。” “那你觉得这本书能在英国工人中间传开吗？” “能。他们已经传开了。” 韦格纳笑了。 “那就好。” 与此同时，伦敦东区一家破旧的公寓楼里，十几个码头工人和失业矿工围着一盏煤气灯。 灯罩上糊着报纸，报纸上印着“内政部查禁书目”几个字号，被戳了红章——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赫然在列。 煤气灯旁的桌上摊着一本翻得起了毛边的英文原版，扉页上密密麻麻写满了铅笔批注。 读报的人是个满头白发的老工人，他的声音沙哑但有力。 他读的是故事的高潮部分——国际纵队全线出击，德国同志的坦克突破防线，罗伯特·乔丹倒在西班牙的土地上。 ““这个世界是个好地方，我们值得为它奋斗。”” ““他等了很久。然后他感觉到自己靠在那棵松树上，感觉到大地在炮声中颤抖。 他想起他的祖父——那个在美国内战中战斗过的老人。 他想起他父亲——那个在另一个时代选择了另一种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人。 然后他想起了玛丽亚。不是想起她的脸，不是想起她的声音，是想起她在黑暗中的那条隧道里说过的一句话：“无论你去哪里，我都会跟着你。” 他闭上了眼睛。炮声越来越密。 他知道，天亮之前，桥会炸掉，敌人会溃败，他们那些还活着的人会继续往前走——走向马德里，走向巴塞罗那，走向所有还没有解放的地方。 而他就留在这里了。不，不是留在这里。是和这片土地融为一体了。 这片他为之战斗过的土地。”” 厨房里鸦雀无声。煤气灯的光在每个人脸上跳动着， 读完了。没有人说话。 一个年轻工人低下头用袖口擦了擦脸。 “……他不是西班牙人。”年轻人的声音闷闷的，“他为什么要为西班牙死？” “因为他不能假装看不见。” 老人沙哑的嗓音回荡在死寂的厨房里， “一个人不能假装看不见别人受苦。 你看见了，你就不能说你不知道。 你说你不知道，是你骗自己。 等你骗不了自己了——你就得做点什么。” “做什么？” “做什么都行，就是不能什么都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