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3章 深入调查2

弗里茨走出行政楼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九月的暮色凉丝丝的，带着夜晚即将到来的那种青涩的寒意。 他站在台阶上回头看了一眼三楼雷诺同志办公室的那扇窗户——灯亮了，窗帘后面能看到一个影子正拿着电话。 那天晚上玛格丽特回来得很晚。 大约十点半的时候，弗里茨听到楼下有脚步声，然后是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 她推门进来的时候表情轻松，手里拎着一只小小的纸袋，说是路过了面包房，买了两个可颂当明天的早餐。 弗里茨按照雷诺说的，只说今天太累了，明天再聊。 玛格丽特耸了耸肩，也没说什么，她径直去卫生间洗漱了，换上了男朋友的另一件旧衬衫当睡衣，很快就躺进了被子里。 弗里茨在黑暗中睁着眼睛躺了很久。 而雷诺那边，电话打了整整一个晚上。 他先是联系了巴黎市内的内务协调办公室，报了三个人名和三条时间线。 协调办的值班同志把信息记下来，说第二天上班后会做交叉比对。 然后雷诺又联系了他在警备系统认识的一个老熟人，请他帮忙查一件事——近六个月以来，有没有登记在案的外籍人士举报过类似“恋爱诈骗“的案件。 第二天早上，两份回执同时到了雷诺桌上。一份来自内务协调办： 在过去八个月中，仅巴黎一地就至少有九起类似报案，来自六个国家的外籍建设人员，全部是男性，全部是与本地女性交往后出现大额金钱支出。 报案时间集中在分手前后，而其中至少四起的涉事女性在事后无法被追踪到身份——登记姓名和地址查证后发现信息不符或虚假。 另一份来自警备系统的老熟人，附了一张简短的手写便条： “查了六个名字，三个人用的是假身份。 两个用的是已故者的身份。 还有一个查不到户籍记录，像是凭空造出来的。雷诺，我们发现大东西了。“ 雷诺把两份回执并排放在桌面上，看了很长时间。 他拿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关键词——“重复模式““假身份““定向目标““外籍建设人员“——然后用一个圆圈把它们全部圈了起来。 他拿起电话，拨了内务协调办公室的号码。 “喂，是我，雷诺。我需要申请启动一项专项调查。 目前掌握的情况显示，近期发生在巴黎的多起针对外籍建设人员的所谓“恋爱纠纷“，可能存在有组织的预谋和操纵。 嫌疑人使用的身份多为伪造或冒用，目标选择具有明显的指向性。“ 他顿了一下，电话那头说了句什么。 “对，我怀疑这不是普通的情感诈骗案件。 其背后可能存在更深层的目的——也许是要榨取这些支援同志的经济来源，也许是通过亲密关系获取情报，也许两者都有。 我建议立即开展跨部门的联合调查，协调内务、警备和情报系统共同参与。“ 电话那头又说了几句。 “好。名单我整理好之后送过去。抓紧。“ 雷诺的报告递上去之后，内务协调办公室没有耽搁。 巴黎城区的案子归第三分局管辖，分局局长是个四十出头的女人，叫埃尔莎·莫罗，以前是里昂纺织厂的工会组织委员，革命后被抽调进内务系统，做事利落，说话不绕弯。 她看了雷诺的汇总材料，又翻了翻分局近半年的报案记录，当天下午就召集了人手开会。 “目前收到九起报案，涉及到六个国家的同志们。“ 莫罗把一堆材料摊在会议桌上，指尖敲着其中一份， “目标全是外籍男性建设人员，德、西、意、波、捷、荷，都有。 她们的作案手段高度一致： 用假身份或冒用身份接触目标，建立恋爱关系后诱导大额消费，然后突然消失，或主动返回复合。 时间集中在今年三月到八月之间。“ “作案手法的一致性太高了，时间窗口也集中。我要你们把所有涉事女性的身份信息全部做交叉比对——姓名、住址、工作单位、社交媒体——有合照的也翻出来，看看有没有重叠。 另外，查一下这些女性之间有没有共同的联系人。“ 调查进行了大约十天，线头逐渐理出来了。 首先浮出水面的是一个叫“巴黎妇女互助会“的组织。 这个名字在公共记录里很干净，注册于一九三五年冬天，登记的目的是“促进妇女团结、维护女性权益、推动性别平等“。 在解放后的法国，这类组织在政府层面获得了相当大的欢迎和支持——革命胜利之初，政府确实做了大量工作保障妇女参政权、同工同酬和受教育权，社会上有一股热烈的思潮，认为这是彻底铲除旧社会性别压迫的好时机。 巴黎妇女互助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登记在案，有合法地址，有理事会名单，申请过几次政府拨款用于举办妇女沙龙和文化活动，审批都很顺利。 但调查人员顺着这个地址摸过去的时候，发现那间所谓的“互助会办公室“是一间长期无人使用的空房间，在第十区一栋老楼的二层，房门上贴着“巴黎妇女互助会“的铜牌，里面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只落满灰尘的柜子。 隔壁的住户说，这间房一年到头也没见有人进出，只有每隔几个月会有个女人来收一次信件，待不了十分钟就走了。 但线索没有就此断下去。 莫罗安排人手在空房间斜对面租了一间观察点，架了一台带长焦镜头的相机。 等了三天，果然有人来了。 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身材高挑，深棕色头发剪得很短，戴一副墨镜，打开互助会的门进去翻了翻信件，拿了七八封塞进包里，锁门离开。 观察人员一路尾随，发现她最终进了第十六区一栋带花园的别墅。 别墅的户主登记名叫“伊莎贝尔·杜瓦尔“，四十二岁，按档案记载是个寡妇，丈夫在革命期间的巷战中死了，她继承了一笔遗产和一栋房产。 但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莫罗发现这个“伊莎贝尔·杜瓦尔“在一九三一年之前根本没有户籍记录——她是革命胜利之后凭空出现在巴黎的，登记用的文件手续齐全，但追溯下去，经手这些文件的那名区政府办事员在一九三四年就已经调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