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章 老下属的电话

2008年7月23日，星期三。上午十点。 第七大道745号，雷曼兄弟总部，三十一层。 富尔德的桌上放着一杯没有动过的黑咖啡。咖啡是秘书八点半送进来的，现在已经彻底凉了，表面结了一层深褐色的薄膜。 他没有注意到那杯咖啡。他在等一个电话。 电话在十点零二分响了，来电显示是一个韩国的国际区号。 富尔德看着那个号码，手指在听筒上停了停。 这个号码他认识。 打这个电话的人，在一年前还坐在这栋楼里。坐在二十七层。用的是雷曼的内线分机。 闵裕圣。 六月份刚刚从雷曼首尔分公司负责人的位置上离开，去了韩国发展银行担任行长。现在代表韩国来收购他曾经的老东家。 富尔德拿起了听筒。 “理查德。“ 闵裕圣的英语极其流利，带着一种在美国投行系统里浸泡了十几年才会有的、把韩语口音磨得几乎消失的精确发音。 “裕圣。“ 富尔德用名字称呼他。不是“闵先生“，不是“行长“。是他的名字。 这个称呼本身就是一种定位。在富尔德的心理地图里，闵裕圣首先是一个“前下属“，其次才是韩国发展银行的新任行长。 闵裕圣当然听出了这种定位。他在雷曼工作了将近十年，负责整个韩国业务。他知道富尔德叫一个人名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认为你和我之间的关系是纵向的，不是横向的“。 他没有纠正。 “理查德，我想我们可以直接谈了。“ 闵裕圣的语速比富尔德习惯的华尔街节奏慢一拍，这是一种刻意的、有控制的慢。 “我们的团队和你们的投行部门已经交换了初步的条款框架。但有些东西，我觉得需要你和我直接沟通。“ “当然。“ 富尔德靠在椅背上，自由手拿起桌上一支笔，开始无意识地转动。 “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裕圣。“ 这句话是真的。过去三周里，KDB和雷曼投行部门之间的技术性讨论一直在进行，但实质性的条款推进极其缓慢。富尔德授意他的团队拖着，不给明确的报价，等待“更好的时机“。 而闵裕圣选择在今天亲自打这个电话，说明韩国那边的耐心已经接近某个临界点了。 “理查德，我先说一个前提。“闵裕圣的声音很平稳，没有任何试图讨好或者示弱的成分。 “KDB对雷曼的兴趣是真实的。我们不是在试探，不是在做尽职调查练习。我们在认真考虑一笔战略性投资。“ “我很高兴听到这个。“ “但“认真“有一个前提条件。“ 富尔德的笔停了一下。 “我需要看到一个合理的估值。“闵裕圣说。 “合理“这个词在投行谈判中是一个极其微妙的选择。它不是“低“，不是“便宜“，不是“我要砍价“。它是“我有我的标准，请你不要侮辱它“。 “我们的财务团队正在准备一份正式的估值报告——“富尔德开始说。 “理查德。“ 闵裕圣打断了他。在华尔街的礼仪体系里，打断一个CEO说话是一件需要某种资本才能做的事情。 闵裕圣选择在对话的第三分钟就使用这种资本，说明他来这个电话不是为了寒暄。 “我在雷曼工作了将近十年。“ 这句话被极其平静地说出来，但它的重量在两人之间的空气中停留了足足三秒。 “我知道二十七层的交易台每天的P&L是怎么算的。我知道亚洲业务的收入结构。我知道哪些客户是真正赚钱的，哪些客户是靠关系维护着的摆设。“ 闵裕圣停了一下。 “我也知道ArChStOne。“ ArChStOne。 富尔德转笔的动作停了。 ArChStOne-SthTrUSt。雷曼在2007年以二百二十亿美元的天价、联合其他机构收购的商业地产信托。 这笔交易是格雷戈里在离职前主导的最后一个大项目。在当时，它被宣传为“雷曼在商业地产领域的战略性布局“。 现在，ArChStOne是雷曼资产负债表上最大、最沉、最不可能以任何接近账面价值的价格出售的那块铅。 商业地产市场在过去六个月里跌了多少？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 没有人知道确切数字，因为交易量已经萎缩到了几乎为零——没有买家愿意接手，所以没有成交价格，所以没有人能计算跌幅。 但闵裕圣知道。至少他知道一个比外界更接近真实的估算。 因为他在雷曼的十年里，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和亚洲的房地产投资者打交道。他理解商业地产的估值逻辑，也理解当流动性消失时，账面价值和实际可变现价值之间会出现多大的裂缝。 “ArChStOne在你们的账上标的是多少？“ 闵裕圣问，语气像是一个老师在问一个他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 富尔德没有回答。 “按照去年收购时的估值基础来算，它标的应该在两百亿以上。“ 闵裕圣自己答了。 “但理查德，你和我都知道，如果今天把ArChStOne拿到市场上去卖——假设有人愿意买——你能拿回来多少？一百五？一百二？也许更低？“ “ArChStOne是一个长期持有的战略性资产——“ “理查德。“ 又一次打断。这一次闵裕圣的声音里多了一层“你不需要在我面前说这种话“的意味。 “我在你的楼里坐了十年。你不需要跟我讲战略性资产。我来谈的是价格。“ 富尔德的下颌收紧了。这是他在被挑战时的本能反应。 像一头被戳了一下的猛兽，肌肉在皮下绷紧，等待着要么攻击要么忍耐的决定。 他选择了忍耐。暂时。 “你想要什么样的价格，裕圣？“ “我们的团队做了一份独立的估值分析。“ 闵裕圣说，“基于雷曼当前的资产负债表——经过我们自己的调整之后——我们认为合理的注资价格在每股六到八美元之间。“ 六到八美元。 雷曼昨天的收盘价是十六美元左右。六到八美元意味着折价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富尔德的手指在电话线上收紧了。 “你在开玩笑。“ “我从来不在涉及几十亿美元的电话里开玩笑。“ “雷曼的账面净资产是每股三十美元以上，裕圣。你给我的报价连市价的一半都不到。“ “理查德，账面净资产建立在一个假设上——你们持有的那些资产值你们说它们值的那个价格。“ 闵裕圣的语速没有变化，依然是那种有控制的、每个词都经过称量的慢。 “ArChStOne。Alt-A贷款组合。你们的CDO库存。这些东西在你们的财报里标的价格，和今天市场上任何一个愿意出价的买家能给的价格之间，差距有多大，你不会不知道。“ “你不要拿市场恐慌时期的扭曲价格来——“ “理查德。“ 第三次打断。 闵裕圣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当他再次开口时，声音里的“前下属“的克制被一种更冷的、更属于KDB行长而不是雷曼韩国主管的东西取代了。 “我要对首尔的董事会负责。我要对韩国金融监管委员会负责。我要对韩国的纳税人负责。我带着真金白银来和你谈。不是华尔街那种“我对你的公司有兴趣所以我们先签一个没有约束力的意向书然后拖六个月“的游戏。是真的钱。几十亿美元的真的钱。“ “而你给我的回应是什么？你让你的团队拖了三周。你不给报价。你不给时间表。你在等什么？等股价涨回去？“ 闵裕圣停了一下。 “SEC的裸卖空禁令已经过去一周了。你的股价涨了几天又跌回来了。保尔森的火箭筒对着的是两房，不是你。你到底在等什么？“ 富尔德的太阳穴开始跳。那种他在过去一个月里越来越频繁地感受到的、在愤怒和恐惧的交界处产生的脉搏加速。 他想要咆哮。 他想对着电话说“雷曼不是你在打折货架上随便捡的东西“。 他想提醒闵裕圣：一年前你还在这栋楼里给我汇报业绩，你凭什么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但他没有。 不是因为他学会了克制。是因为他在过去三天里刚刚看完了那份路博迈剥离方案的反馈报告。他让投行部门带着一百亿的价码去市场上试水。 结果是：没有一家潜在买家愿意在这个价位认真谈判。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反报价都没有收到。 一百亿太高了。市场不认。 甚至市场里愿意出八十亿的也寥寥无几。 所以他现在手里没有什么牌可打。如果他吓跑了韩国人，那市场会立刻把雷曼生吞活剥。他知道这一点。 他不能把另一张也打废。 “裕圣。“富尔德的声音压了下来。 “六到八美元太低了。这个你知道。但我理解你有你的约束。“ “那你的报价是多少，理查德？“ 这是整个电话里最关键的时刻。 闵裕圣给了六到八。市场价是十六。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是十到十二。一个正常的、理性的谈判者会落在这个区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