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3章 华盛顿的周五

约莫两个小时后，陆泽就收到了一份关于大摩机构经纪部起草、律所初步审查过的总收益互换（TRS）标准主协议，他大致翻了翻，脑海中想的是这个工具的妙用。 从某种意义上，如果你是穿越者，并且能够和投行做TRS，那么它简直是一个完美的看多工具。 它可以提供五倍甚至十倍的杠杆，并且在未来联储实行零利率后，陆泽可以把利息压得非常低。于是乎五十亿可以当几百亿去买入那些大型的标的，比如苹果或者谷歌之类。 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被短期下跌干爆仓。 这样想着，陆泽合上文件，又翻开另几摞企业的资料。 对于陆泽来说，这个周五和往常并没有太大区别，是安静的、平平无奇的一天。 但在两百多英里外的华盛顿特区，这几天大概会是今年最嘈杂、最热闹、也是气氛最诡异的几天。 因为全人类现代金融体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权力最集中、也最绝望的一次物理聚合，正在特区宪法大道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之间的几个街区里无声地上演。 每年十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年会都会把全世界管钱的人聚到华盛顿来。 两家机构的总部就在十九街两侧，隔街相望，中间那片几个街区的范围，在这一周里会变成全球金融权力的物理中心。 一百八十多个成员国的财政部长、央行行长、副手和技术团队，加上国际金融协会（IIF）同期召开的年度会员大会（这是全球大银行、保险公司、资产管理机构和主权基金的行业组织）两条人流在同一个街区里交汇。 正式议程通常是沉闷的。一场接一场的全会、委员会会议、新闻发布会，讲稿事先写好，措辞由各国代表团来回斟酌过十几遍，最后形成一份谁都不会反对、也谁都不会认真执行的公报。 真正的内容从来不在议程上。 它在威拉德酒店和四季酒店的套房里，在双边会谈那四十五分钟的窗口里，在晚宴上换座位时的两分钟闲聊里。 一个财长在华盛顿待四天，官方活动占三成，剩下七成是跑场——一天五六场闭门会，和十几个国家的同行、几十家大机构的负责人握手、交换判断、互相摸底。 在以往的年会上，这些掌管着全球流动性闸门的人通常穿着考究的定制西装，在威斯汀或者丽思卡尔顿的宴会厅里端着香槟，用晦涩优雅的外交词令讨论着贫困削减、汇率微调与多边贸易协定。 可惜在2008年10月的这个星期五，没有人有心思去碰那些昂贵的起泡酒。 ...... 财政部主楼三楼的会议室里，窗帘拉了一半，两名特勤局特工面无表情地守在两侧。 厚重的红木双开门紧紧闭合，将走廊里急促的皮鞋脚步声彻底隔绝在外面。 下午两点，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开始。 汉克·保尔森坐在长桌一端，面前摊着一份会前准备好的要点清单。他已经不知道多少天没有睡够六个小时了，眼睛底下有两道很明显的阴影。 他身边坐着本·伯南克。再往下是七国的财长、央行行长和各自的副手。桌上的名牌、矿泉水、笔记本摆得整整齐齐，和过去二十年每一次G7会议没什么区别。 但这次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那种凝重而忧虑的神色。 通常这种会议的头半个小时，用于各国轮流陈述自己国内的经济状况。那是一套仪式，大家一边听一边看自己的文件。 今天这套仪式并没有如期运作，因为大家知道那些没有意义。 率先发言的是英国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 他没有念稿子，而是看了一圈，开口第一句话是：“我们周一已经做了。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看到了市场的反应。” 然后他把英国方案的三个部分又说了一遍——流动性支持，资本重组，英镑债务担保。 “我必须坦率地说，” 达林看向保尔森的方向。 “英国做出了资本注入的决定，这个决定在我们国内是极度不受欢迎的。而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七国集团里只有一个国家这么做，资金只会从其他地方流向我们，或者反过来，我们会被所有人当成唯一一个承认自己银行撑不住的国家。” 他停顿了一下以示加重。 “这两种结果我都不希望发生。” 这句话的意思，桌上每个人都听懂了。 英国人在问：你们到底跟不跟？ 接下来的四十分钟，会议完全脱离了议程。 德国财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说，德国正在处理HypO，正在考虑一项全国性的银行稳定基金，但他必须提醒在座的人，德国的联邦制结构和储蓄银行体系决定了德国不可能照搬英国的做法。 他同时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 “如果英国为银行的新发债务提供国家担保，而德国没有，”施泰因布吕克推了推眼镜，“那么下个星期，德国银行在批发融资市场上还借得到钱吗？” 大伙都没有回答，因为答案是显然的。 一旦有一个国家为本国银行的债务提供主权担保，那么所有没有担保的国家的银行，在融资市场上就会立刻被重新定价——因为它们没有国家在后面站着，风险自然上升。 这就是担保的传染性。它不是一国的政策，而是一场所有人都被迫参加的竞赛。 法国财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接着说话。她提到了爱尔兰政府对本国六家银行的全部存款和债务提供了无限期、无上限的，总额相当于爱尔兰GDP的两倍多的国家担保的决定。 这个决定在欧洲内部引起了巨大的愤怒，因为它在一夜之间把其他国家的存款吸向了都柏林。 “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框架。” 拉加德说，“否则每一个单独的决定，都会伤害到其他所有人。” 但这显然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各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大不相同，因此能不能担保、怎么担保，并不是一件容易协调的玩意。 日本和加拿大的代表相对沉默。意大利财长提了一句关于协调的原则性意见。 然后，达林又问了第二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直接对着保尔森问的，而且问得很直接。 “汉克，我想请你明确一件事。在雷曼之后，美国政府是否还会允许任何一家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破产?”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保尔森放下了手里的笔。 他知道这个问题必然会被问到。 从周四下午到现在，已经有四个人用不同的方式问过他同一件事。有的包装成技术性询问，有的包装成对市场预期的担忧，达林是最直接的。 雷曼只是那个例证，确切而言，他们问的是： 美国政府的底线到底在哪里，以及你们能否有能力履行你们说的话。 雷曼倒下之后的三周，全球所有的信用定价模型都加上了一个新的变量——政府救助的不确定性。 而这个变量，是美国在九月的那个早上亲手加进去的。 “我们不会再让另一家系统重要机构以那种方式倒掉。”保尔森说。 他选的措辞很谨慎。他没有说“不会让任何机构倒掉”，他说的是“不会以那种方式”。 “但我也必须说清楚，” 他接着说，“九月的那一周，财政部和美联储手里没有合法的工具去阻止它。我们没有解决机制，没有权限向一家非银行机构注入资本，也找不到任何一个愿意接手的买家。” 保尔森看了一眼达林。如果英国那时候没有拦着巴克莱银行的收购，说不定情况会不一样呢？ “所以那不是一个选择，那是一个没有选项的局面。” “现在呢？”达林没有接他的小眼神。 “现在国会已经授权了七千亿美元。” “那笔钱会怎么用？” 这是今天下午真正的问题，也是保尔森在接下来的三十分钟里被反复追问的问题。 欧洲人想知道的很具体：美国会不会像英国一样，直接拿那七千亿美元向银行注入资本，取得股权。 保尔森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 “法案赋予了财政部广泛的法定授权。购买问题资产是基础，但不排除任何能够恢复市场信心的必要措施。我们将根据美国金融体系的具体需求，选择最合适的时间点与方式采取行动。” 保尔森靠回高背椅上，双手交叠，脸上浮现出那种不可动摇的冷硬神情。 他总结，在最终方案确定之前，他不会在国际场合宣布任何未经国内程序的决定。 这是一段堪称典范的官方废话。 达林叹了口气，靠回椅背；施泰因布吕克摇了摇头，在笔记本上划了一笔；拉加德审视地盯着保尔森看了几秒，最终移开了视线。 伯南克在他旁边补了几句关于流动性工具的技术性说明，把话题暂时拉开了一点。 会议在五点十五分结束，比预定时间晚了四十分钟。 七国最后同意了一份五点行动计划的框架：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支持系统重要机构、解冻信贷和货币市场、确保银行能够获得足够的资本、保护存款人、重启抵押贷款的二级市场。 公报的措辞异常简短，而且抛掉了G7公报里几乎所有习惯性的外交用语。没有“我们注意到”，没有“我们鼓励”，只有“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会议结束后，人们没有立刻散开。 这是这种场合最有效率的十五分钟。 正式记录已经关闭，翻译和记录员在收拾东西，而桌边那些真正想说话的人，开始以一种看起来完全随意的方式彼此靠近。 保尔森站起来，把文件夹夹在腋下，正准备往门口走，被拉加德叫住了。 她的开场是一句客套话，关于会议气氛的坦率。然后她谈到了法国正在准备的欧洲协调方案，谈到应该召开一个更广泛的首脑会议。 接着，在一个非常自然的转折之后，她提到了另一件事。 “汉克，关于场外衍生品市场的透明度问题，” 她的语气没什么变化。 “我知道这不是今天的议题。但有一件事我想顺便问一句——国际金融协会这次的会员大会上，远星资本那边会有人参加吗？” 保尔森的手停在文件夹上。 “我不清楚。” 他补充了一句，“IIF的会员名单和议程由他们自己安排，财政部不介入。” “当然。” 拉加德点了点头，“我只是想，如果有机会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让一些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就衍生品的结算问题交换一下看法，可能对双方都有益处。” 她停顿了半秒。 “您觉得，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邀请，alker先生会考虑参加吗？” “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保尔森的表情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我对他的行程一无所知。” “我理解。” 拉加德笑了一下，“我只是想，以您的身份，如果觉得这样的对话有价值，也许可以转达一下。” “alker先生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市场参与者。” 保尔森说，“财政部对他的日程没有任何影响力，也不应该有。” 拉加德看了他两秒钟，然后换了话题，谈起了周末的安排。 保尔森走出会议室的时候，眯眼在心里把这段对话思忖了一下。 法国人想要的不完全是对话。他们恐怕更想知道的是，那个让四家欧洲银行一天之内亏掉上百亿美元、随后又用一份五百字声明瓦解了萨科齐整个叙事的人，和美国财政部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而拉加德那句“以您的身份，也许可以转达一下”，是整段对话里唯一真正的问题。 她在测试他有没有那个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