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5章 我有一个绝妙的证明

神谕纪元三五〇三年。 那一年，我十二岁。 我出生在南方行省一个普通的农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每天就是开车忙活家里的一百亩地。 如果不是大夏推行了强制蒙学制度，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估计也就是成为村里种水稻最快的一把好手，当然了收割机我肯定开的也不错。 但我从小就对数字有着一种近乎病态的敏感。 在蒙学的学堂里，当其他孩子还在为了九九乘法表抓耳挠腮时，我已经能在脑子里解开教习留下的复杂的几何边角难题了。 蒙学的教习是个惜才的好人。 他惊叹于我的天赋，极力向上面推荐。 于是，那一年，我以全科满分、特别是算学成绩断崖式第一的表现，成功通过了海城大夏学宫附属中学的入学统考。 海城，那可是整个东部行省的中心，是远洋巨舰的母港，是寸土寸金的繁华之地。 我一个乡下小子，背着阿娘缝的粗布书包，第一次站在海城的街头，看着那些穿梭的汽车和高耸入云的楼房，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掉进了钢铁森林的小蚂蚁。 那一年，王都和各地正好处于一场被后世称为思想大清洗的尾声。 作为一个十二岁的乡下孩子，我其实不太懂什么叫“思想整治”，什么叫“自由主义的毒药”。 我只知道，街头上巡逻的警察很多，茶馆里那些以前喜欢大声议论朝政、高谈阔论的人，有不少突然离开了，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但这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在我的世界里，只有数字。 数字不会背叛大夏，数字是最纯粹、最安全的真理。 既然学宫的先生们都夸我是百年不遇的天才，那我觉得，我总得给自己定一个配得上“天才”二字的目标。 于是，我在学宫的图书馆里，把目光投向了那座被大夏算学界视为最高山峰的猜想。 父神留下的悬赏：【偶数双素猜想的终极形态（即1+1）】。 那是连名留千古的金昊先贤，以及为了它耗尽心血、最终倒在半山腰的贾子平先师，都没能彻底解决的数学王冠。 “我要把它摘下来。”十二岁的我，在日记本上狂妄地写下了这句话。 …… 数学其实是一门残酷的学科。 在这里，没有汗水可以弥补天赋的鸿沟。 是完全没有，它残酷就残酷在天赋平庸的人，勤奋一生，也永远无法一窥山上的风景，只得在山下感叹。 好在大夏的学术体系，为我这种偏科的天才提供了加速通道。 十五岁那年，我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学完了中学所有的课程，并被破格提前录取，直接进入了海城大夏学宫的数学院。 我正式离开了蒙学和中学的算学，迈进了数学的大门。 十八岁，我从学宫正式毕业，顺利拿到了“博士”的头衔，并作为初级研究员，继续留在学宫深造。 时间来到我二十一岁那年。 作为我的博士毕业答辩课题，我运用了一种全新的矩阵拓扑思路，顺滑地解决了当年贾子平先师在推导“1+2”时，留在手稿边缘的几个悬而未决的衍生小猜想。 这几个小猜想一经证明，整个大夏算学界沸腾了！ 我声名鹊起。 无数的报纸和期刊将我的名字印在头版，那些白发苍苍的老院士们拉着我的手，激动地称呼我为“金昊与贾子平之后的继承者”。 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个距离摘下最终王冠只有一步之遥的天选之子，就是我。 但是，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这特么有多难！ 贾子平先师证明的1+2和最终的1+1之间，看似只差了一个数字的距离，但在高维数学的逻辑里，那简直就是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天堑！ 二十三岁那年，因为在算学上的卓越贡献，以及我对父神绝对纯粹的信仰，我被正式吸纳进入了祭司院，成为了一名在册的红袍祭司。 科学与神权，也在我身上达成了完美的统一。 但那座高山，依然死死地横亘在我的面前。 每天都有无数同行、记者，甚至王都的官员来打听我的进度。 那种几乎要把人压垮的期待感，有时候让我烦躁得想把黑板砸了。 直到我二十六岁那年。 那是我一生中最被后世津津乐道，也是我本人觉得最羞耻的一天。 那天，我要乘坐火车前往王都参加一场重要的学术汇报。 在海城的火车站站台上，我被一群狂热的数学同僚和《海城日报》的记者给团团围住了。 他们举着话筒和照相机，死死地堵着车门，非要问我对“偶数双素猜想”的最终证明到底有没有把握。 当时，“呜——”的一声，火车的汽笛已经拉响，乘务员在拼命地催促乘客上车。 我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心里一阵烦躁，突然恶趣味发作。 我转过头，对着那些记者的话筒，用一种从容的甚至带着几分神秘的语气说道。 “关于父神的这个终极猜想，我其实已经发现了一种真正美妙绝伦的证明方法。” 听到这句话，全场死寂，所有人的眼睛都瞪得像铜铃一样大，连呼吸都停住了。 紧接着，我趁着他们发愣的功夫，一把扒住火车的扶手，跳上了缓缓开动的车厢。 我探出头，冲着站台上那群呆若木鸡的人大喊补上了后半句。 “可惜我现在没时间写出来了！因为我的火车已经开了！回见！” …… 这句话，随着第二天报纸的刊登，瞬间名扬天下，成了大夏学术界近年来最著名的一个梗。 后世的无数史学家和数学家，对我在火车站留下的这句话进行了各种深度的剖析。 有人说我是为了向世人展示天才的傲骨；有人说那是我在进行某种深邃的哲学暗示。 但今天，作为当事人，我在回忆录里跟你们交个底。 其实那时候，我根本就不确定能不能把那个猜想彻底解出来！ 那不过是我被催得受不了了，为了缓解压力，随口瞎编的一句调侃和玩笑罢了！ 大夏的学者不是没有感情的机器，我们有着父神作为绝对的心灵寄托，我们知道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所以，在面对那种极致的压力时，我们偶尔也会用这种玩世不恭的方式来给自己松松绑。 不过，玩笑归玩笑，命运似乎真的很眷顾我。 在随后的几年里，大夏的数学界迎来了几次工具上的迭代。 在一次极其偶然的跨学科交流中，我从流体力学的偏微分方程里，突然领悟到了一种全新的数学解析工具。 这把工具，成了劈开那座高山的最后一把利斧。 神谕纪元三五二一年。 我三十岁。 在这个正值体力与脑力绝对巅峰的而立之年，我推掉了所有的会议，辞去了祭司院的日常职务，将自己死死地锁在了学宫的数学研究室里。 我看着黑板上那行父神留下的悬赏。 我深吸了一口气，拿起了粉笔。 发起最后的冲锋了。 …… 大夏帝国，第十二版中学生课外选读数学篇41——《朱志新回忆录》节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