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二章 手背

春节前的滨海市，一天比一天空。 外地的学生陆续离校，食堂关了一半窗口，连梧桐树上的麻雀都少了。风从渤海湾长驱直入，刮得人脸生疼。 苏晴没有回家。 她跟父母说学校还有事，每天清晨坐第一班地铁到校，晚上赶末班车回去。沈静茹没有多问，只是往她书包里多塞了一盒切好的水果。 宋启明去校门口接她。 腊月二十四的早晨，天灰蒙蒙的，像要下雪。苏晴从地铁口出来，远远看见他站在报刊亭边，穿着那件藏青色大衣，领口竖起来，鼻尖冻得有些红。 她走过去，没说话，把手套摘下一只递给他。 “我不冷。”他说。 “手都冻白了。”她把手套塞进他掌心，“戴上。” 他低头看了看那只浅灰色的羊毛手套。她的尺寸，他戴着有些紧。但他还是戴上了。 她笑了笑，把手缩进袖子里，和他并肩往校门走。 梧桐枝桠在头顶织成细密的网。 她走着走着，慢慢伸出手，覆在他垂在身侧的手背上。 他没有躲。 她的掌心是温热的。隔着那层薄薄的羊毛手套，她把那只手背轻轻包裹住，像拢住一只冻僵的鸟。 他没有说话。 他只是放慢了脚步，让她握得更久些。 从那天起，这个动作成了他们之间一种无声的仪式。 在食堂排队买饭时，她的手会自然地搭上他的手背。在图书馆靠窗的位置，她翻过一页书，指尖会不经意地滑过他的腕骨。傍晚在操场散步，暮色四合，她把两只手都覆上来，像是要把什么东西捂暖。 她没有问“你还疼吗”。 她只是握着。 一下一下，用指腹轻轻抚过那些看不见的旧伤——不是纹身，不是疤痕，是比那更深的东西，藏在皮肤之下，骨骼之间。 她想，也许抚得够久，那些东西就会淡一些。 腊月二十六，深夜。 苏建国的卧室只开了一盏床头灯。 沈静茹靠在床头，手里翻着一本医学期刊，半天没翻页。苏建国半躺着，戴老花镜看一份文件，也是半天没动。 “建国。”沈静茹开口。 “嗯。” “那孩子的事，”她说，“晴晴跟我讲了很多。” 苏建国的视线从文件上移开。 “讲了什么？” “能讲的都讲了。”沈静茹把期刊合上，“刚果。雇佣兵。阿富汗。” 她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窗外沉沉的夜色。 “她说的时候一直在哭。”沈静茹说，“我给她擦眼泪，擦完又流，擦完又流。” 苏建国沉默着。 “我没想到，”沈静茹说，“现在这个年代，还有这样的事。” 苏建国摘下老花镜。 “只是在咱们国家感觉意外。”他说，“在国际上，尤其是战乱地区，这个年纪就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有很多。” 他顿了顿。 “他只是很幸运，是活下来的那一批。” 沈静茹看着他。 她认识他三十年了。三十年里，他跟她讲过边界线上的对峙，讲过撤侨时的惊险，讲过那些不能细说的任务。她从没有问过，他也没有细说。 但此刻他说的不是任务。 是一个二十岁的孩子。 “他受过很多伤吧。”沈静茹说。不是疑问。 苏建国没有回答。 沈静茹低下头，把期刊放在床头柜上，抚平封面上那道折痕。 “我想带他到军医医院检查一下。”她说。 苏建国看着她。 “合适吗？” “我是副院长。”沈静茹说，“亲自带个孩子做体检，有什么不合适的。” 她的语气很平静，像在安排一项例行工作。 苏建国没有说话。 他看见妻子放在被面上的手。五十二岁了，手背依然白皙，只是关节处有了细密的纹。这双手做过几千台手术，迎接过无数个新生命，也送走过很多再也醒不来的人。 此刻这双手轻轻攥着被角。 “让他来。”沈静茹说，“我亲自带他。” 腊月二十八，苏晴带宋启明去了滨海军医总医院。 这是全市最好的三甲医院之一，外墙是浅灰色，门诊大楼前种着一排笔直的银杏。冬天叶子落尽了，枝桠指向铅灰色的天空，像一支支倒置的毛笔。 沈静茹穿着白大褂，站在门诊楼门口等他们。 宋启明从出租车上下来，看见她，脚步顿了一下。 “沈阿姨。”他说。 “来了。”沈静茹没有多寒暄，只是点点头，“跟我走。” 她转身往楼里走，白大褂的下摆在冬风里轻轻扬起。 宋启明看着她的背影。 他见过很多穿白大褂的人。刚果矿场那个给黑工处理伤口的赤脚医生，卡桑加训练营随军医护兵粗鲁的包扎手法，法国医院里冷着脸缝合刀伤的女军医。没有一个人的背影像这样。 不是冷漠，是克制。 像怕流露出太多情绪，会让这身白大褂失去应有的专业和冷静。 他跟着她走进去。 体检持续了三个小时。 沈静茹亲自开的单子，从头到脚，从血液到骨骼，从旧伤到潜在风险。她带着他穿梭在各个科室之间，叩门、点头、说“麻烦您了”，然后把新的检查单递到他手里。 CT室门口，她让他坐下等。 他坐在冰凉的金属长椅上，看着对面墙上的健康宣传栏。图文并茂，讲高血压的防治。 苏晴坐在他旁边。 她没有说话，只是把手覆在他手背上。 一下，一下，轻轻抚着。 超声科的医生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探头扫过宋启明左肋时，眉头皱了一下。 “这里受过伤？”他问。 “嗯。” “什么伤？” “……刀伤。” 医生看了看屏幕，又看了看他。 “缝合过。恢复得不太好。”他说，“雨天会疼吧？” “偶尔。” 医生没有再问。他继续移动探头，在另一个位置停住。 “这里呢？” “弹片擦伤。” 医生沉默了几秒。 他把探头移开，关掉机器，在报告单上写了一行字。 “建议定期复查。”他说。 骨科的老主任亲自给他看片。 他把CT片举到灯箱前，看了很久。 “左膝半月板有陈旧性损伤。”他说，“腰椎第四、五节轻度骨质增生。右肩关节习惯性半脱位。” 他放下片子，看着宋启明。 “你多大？” “二十。”宋启明说。 老主任没有露出惊讶的表情。他见过太多。只是点点头，低头在病历本上继续写字。 “都是劳损性的。”他说，“现在年轻，扛得住。到我这年纪……” 他没有说完。 宋启明知道他想说什么。 有些磨损是不可逆的。膝盖、腰椎、肩膀——那些支撑身体、承重最多的关节，会在几十年后用疼痛提醒你：你年轻时透支的，总有一天要还。 老主任写完，把病历本合上。 “少做剧烈运动。”他说，“少负重。注意保暖。” 顿了顿。 “你才二十岁。”他说。 最后一站是沈静茹的办公室。 宋启明坐在她对面。苏晴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手里还攥着他的外套。 沈静茹低头翻着那叠厚厚的检查报告。 办公室里很安静。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窗台上养着一盆绿萝，藤蔓垂下来，在暖气片的热流里轻轻摇晃。 沈静茹翻到某一页，停住了。 宋启明看见她的手指在纸边轻轻按了一下。 那是胸片报告。 他知道那片子上有什么。左侧第四、五根肋骨愈合后的骨痂，像细小的结痂，在健康的骨骼间格外显眼。 那是在战场上卡桑加留下的。被子弹击中避弹衣时，骨骼上受的撞击伤。 沈静茹看着那行描述。 她看了很久。 然后她翻到下一页。 下一页是腹部超声。 再下一页是四肢骨骼。 再下一页是头部CT。 她一页一页翻下去，没有跳过任何一行。 办公室里只有纸张翻动的细响。 苏晴看着母亲。她看见母亲翻页的手指微微发白，看见母亲垂下的眼睑轻轻颤动。 沈静茹翻完最后一页，把报告合上。 她抬起头。 宋启明看见她眼眶微红。 但她的声音依然是平静的。 “有几项需要调理。”她说，“关节劳损，定期做理疗。旧伤部位注意保暖，别着凉。” 她顿了顿。 “还有，”她的声音轻了一些，“那些年，营养跟不上的时候，对身体的影响是长期的。胃肠功能需要慢慢养。我给开一些药，你先吃一个月。” 宋启明点头。 “谢谢沈阿姨。” 沈静茹看着他。 这个年轻人坐在她面前，脊背挺直，双手规规矩矩放在膝上。他接过检查单时微微欠身，说“麻烦您了”。 他的眼底是那种过于沉静的、不属于二十岁的平和。 她想起女儿说，他在刚果的黑矿场待了六十四天。 六十四天。 她在临床工作二十八年，见过被矿车碾断腿的工人，见过化工厂爆炸后大面积烧伤的患者，见过从坍塌建筑里挖出来的幸存者。 她的手指在病历本边沿轻轻攥紧。 然后她松开。 “晴晴，”她说，“去药房帮宋启明取一下药。” 苏晴看了看母亲，又看了看宋启明。她站起来，接过处方单，轻轻带上门。 办公室里只剩下沈静茹和宋启明两个人。 窗台上的绿萝还在暖气片的热流里轻轻摇晃。 沈静茹没有立刻说话。 她只是看着他。 那种目光不是医生看患者，不是长辈看晚辈。 是一个母亲，看着另一个母亲没有机会看顾长大的孩子。 “你妈妈，”她开口，“是什么时候走的？” 宋启明怔了一下。 他垂下眼睑。 “十四岁那年。” “病？” “嗯。”他说，“癌症。” 沈静茹点点头。 她没有问“她走的时候你在不在身边”，没有问“后来谁照顾你”。 她只是点点头，像记住了什么。 “她要是知道你长这么大了，”沈静茹说，“会很欣慰的。” 宋启明没有说话。 他看着自己的手。放在膝盖上，骨节分明，手背有几道很淡的陈年划痕，愈合太久，已经看不出原来的形状。 “我不知道。”他说。 他的声音很轻。 “她走的时候，我还没学会怎么做一个让她省心的儿子。” 沈静茹看着他。 窗外冬日的阳光穿过百叶窗，在他侧脸上切出一道道细长的光影。 “做母亲的不需要儿子省心。”她说，“只需要他活着。” 她顿了顿。 “好好活着。” 宋启明抬起头。 他看着沈静茹。她坐在办公桌后面，白大褂领口露出一截深灰色的羊绒衫。她身后那盆绿萝的长藤垂到桌面，叶片肥厚，在冬日的室内绿得安静而笃定。 他想起刚果矿场的雨季。那些藤蔓绞杀大树的丛林，绿的张牙舞爪，绿的不给任何生灵留活路。 不是这样的绿。 这是被细心浇灌、被妥善安放的绿。 是有人惦念、有人照看的绿。 他垂下眼睑。 “……谢谢您。”他说。 声音有些哑。 沈静茹没有说“不客气”。 她只是站起来，走到窗边，给那盆绿萝浇了一点水。 “药吃完再来找我。”她背对着他，语气恢复了平静，“不用让晴晴陪，你自己来也行。” 宋启明点头。 “好。” 走廊里传来苏晴的脚步声。由远及近，轻快而稳。 沈静茹转过身，脸上已经看不出任何异样。 “药取到了？”她问。 “嗯。”苏晴把手提袋递给宋启明，又看了看母亲，“妈，我们走了？” “走吧。”沈静茹说，“路上慢点。” 宋启明站起来。 他走到门口，手触到门把手，又停住。 他转过身。 沈静茹还站在窗边，阳光把她的白发照得有些晃眼——那些藏在黑发里的银丝，平时看不太出来。 “沈阿姨。”他说。 沈静茹看着他。 他站在那里，手里提着药房的白色手提袋，脊背挺直。 “春节，”他说，“我会陪苏晴回家吃年夜饭。” 他顿了顿。 “谢谢您。” 他没有说为什么谢。 谢她亲自带他做这三个小时的体检。谢她看见那些旧伤没有追问。谢她给那盆绿萝浇水的背影，和那句“只需要他活着，好好活着”。 沈静茹看着他。 她想起女儿红肿了三天的眼眶。 想起丈夫说“他只是很幸运，是活下来的那一批”时眼底那点不易察觉的复杂。 想起刚才CT片子上那两截愈合的肋骨，想起病历本上“二十岁”和“骨骼发育轻度滞后”并列在一行。 她点点头。 “好。”她说。 宋启明轻轻带上门。 走廊里，苏晴站在窗边等他。 冬日的阳光从窗口斜斜洒进来，把她浅灰色大衣的绒毛镀成一层淡淡的金边。她听见脚步声，转过身，手里攥着那只浅灰色的羊毛手套。 他走到她面前。 “冷吗？”他问。 她摇摇头。 他把手套从她手里拿过来，低头，替她戴上。 动作很慢。 先左手，后右手。 然后他把自己的手伸进她掌心。 “走吧。”他说。 她握住他的手。 隔着两层羊毛，她感觉到他手背传来的、浅浅的温度。 医院的长廊很安静。偶尔有推着平车的护士经过，轮子碾过地面，发出轻而均匀的回响。 他们并肩走向电梯。 她没有问他母亲和她母亲在办公室里说了什么。 她只是握着他的手，在电梯门打开的瞬间，轻轻用力，像在说： 我在。 电梯缓缓下降。 楼层数字一格一格跳动。 10，9，8，7。 他看着那些跳动的数字，想起那天深夜苏建国在书房说“我会守着她”。 想起刚才沈静茹站在窗边说“做母亲的不需要儿子省心，只需要他活着”。 他低下头。 她的手还覆在他手背上。 隔着两层手套，他看不见她掌心的纹路。 但他知道那里有温度。 电梯门打开，一楼大厅的人潮涌进来。 他没有松开她的手。 腊月二二十，傍晚。 沈静茹下班回到家，苏建国已经回来了，罕见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新闻频道。国际新闻。 播音员用标准的普通话播报着阿富汗重建进程的缓慢、刚果东部冲突的持续、某国际安保公司在非洲的业务扩张。 沈静茹换了鞋，把包挂在玄关。 她在沙发边站了一会儿。 苏建国没有换台。 “体检怎么样？”他看着电视，问。 “关节劳损。”沈静茹说，“旧伤有几处愈合不太好。需要调理。” 苏建国点点头。 沈静茹在他旁边坐下来。 电视画面切换了。主持人开始播报国内新闻，春运、年货市场、春晚彩排花絮。 “他十四岁没了妈。”沈静茹说。 苏建国没有动。 “爸另娶了。”她说，“他成了多余的那个。” 苏建国沉默着。 窗外的暮色一寸一寸沉下去。 “十七岁。”沈静茹的声音很轻，“被卖到刚果的矿场。” 她没有说更多。那些细节，他已经在书房听过一次。 她只是把今天在CT片上看到的、病历本上读到的、那个孩子坐在她对面时说“我不知道”的语气，一件一件，在心里又过了一遍。 苏建国伸手，把电视调成静音。 客厅里安静下来。 只有窗外偶尔驶过的车声，和暖气片轻微的嗡鸣。 “晴晴说，春节让他来吃年夜饭。”沈静茹说。 “嗯。”苏建国说，“我跟她说过了。” 沈静茹看着他。 “你想好了？” 苏建国没有立刻回答。 他看着电视屏幕上无声切换的画面。一群孩子穿着红棉袄在雪地里放鞭炮，画面喜庆，色彩饱满。 “不是我想好没想好。”他说，“是晴晴已经选好了。” 他顿了顿。 “做父亲的，能做的无非是——她选对了，替她高兴；她选错了，替她兜着。” 沈静茹没有说话。 她把手覆上丈夫的手背。 那是一双握了三十年枪、翻过无数份绝密文件、签过很多她永远不知道是什么的命令的手。 此刻这双手被她轻轻覆着，骨节分明，青筋微凸。 “那孩子，”沈静茹说，“不是错。” 苏建国看着电视。 屏幕上的孩子们还在无声地放鞭炮。 “我知道。”他说，：“但是，他的身份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必须得改变。” “不仅仅是因为咱们家庭环境和政治原因，更主要的是他和晴晴的以后。” 窗外的暮色终于沉到底。 客厅没有开灯，只有电视屏幕的光明明灭灭，在他们脸上流转。 腊月三十。 宋启明提着两瓶茅台、一盒茶叶，站在苏晴家门口。 门开了。 沈静茹穿着围裙，手里还拿着锅铲。 “来了？”她说，“进来，外面冷。” 她侧身让他进门，像任何一个母亲迎接女儿带回家的晚辈。 苏晴从他手里接过礼物，放在鞋柜边。 玄关那盏小夜灯亮着，光晕温暾。 他换好拖鞋，直起身。 客厅里，苏建国坐在沙发上。 他穿着便装，没有戴军衔。 茶几上泡着一壶茶，茶烟袅袅升起。 他抬起头，看着站在玄关与客厅交界处的年轻人。 然后他开口。 “坐。”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