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2章 第三个五年经济计划的调整（二）

韦格纳转过身，望着托勒。 “对。尊严，体面，盼头。这三样东西，比吃饱饭更难。 吃饱饭是物质问题，尊严、体面、盼头是精神问题，是文化问题，是社会问题。 物质问题可以用工业解决，但精神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光靠工业解决不了。 需要有文化，需要有教育，需要有一个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被尊重、被需要、被看见的社会环境。 我们搞产业升级，不是为了升级而升级，是为了给人民创造更多的尊严、更多的体面、更多的盼头。” “我们要创造更多的“创造型”岗位，减少“谋生型”岗位。 这才是社会主义的产业升级。 不是为了造更多的东西，是为了让造东西的人更有尊严。” 托勒走后，韦格纳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 桌上的烟灰缸还没清理，烟蒂堆了浅浅一层。 他伸手从那堆灰烬里抽出一支还没点过的烟，在指间转了几下，又放了回去。 “让人民过得更有尊严，更体面，更有盼头。” 尊严，体面，盼头。这三个词，他从穿越过来的那一天起就在想。 第二天一早，柏林街头报摊的黑板上写着同一行字：“韦格纳同志谈产业升级：让劳动者更有尊严。” 《红旗日报》头版全文刊发了韦格纳在经济人民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摘要，编辑在按语中写道：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经济政策调整，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方向的深刻思考——我们要建设的，不仅是物质丰富的国家，更是人人有尊严的新社会。” 马克思大街的赫塔书店门口照例排着队，只是这回人们手里攥的不是海明威，是刚出版的《红旗日报》特刊。 一个钳工把报纸举到齐眉高，眯着眼读了半晌，自言自语道： “创造型岗位……谋生型岗位……这话说得在理。 我以前在克虏伯干了很多年，什么活没干过？拧螺丝、烧电焊。 哪些是创造？哪些是谋生？ 说实话，我都分不清了。 但韦格纳同志说，要让造东西的人更有尊严。 这句话我听懂了。 我们当年闹革命，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旁边一个穿工装的年轻人接话： “您说“创造型岗位”是指什么？我有点不太明白。” “你想想，你在流水线上拧螺丝，一天拧一千个，和你在设计室里画图纸，一天画一张——哪个更有尊严？”老钳工反问道。 “画图纸的。” “为什么？” “因为图纸是你画的，螺丝是谁拧的都一样。” “对喽。韦格纳同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拧螺丝没尊严，是光拧螺丝不够。 我们也要学会画图纸，学会设计，学会创造。 这才是社会主义工人的样子。” 年轻人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同一时刻，柏林第一机械厂的大车间里，早班的工人已经到岗，但机器还没开。 一群人围在生产进度栏前，栏里贴着昨天《红旗日报》的剪报。 弗里尔站在人群后排，手里端着搪瓷杯，他没有挤进去，只是远远地听着工友们议论。 “韦格纳同志说要搞产业升级，我们这算造什么的？ 算“创造型”还是“谋生型”？” 问话的是个年轻车工，去年刚从技校毕业。 车间主任答得很快： “我们厂造的是精密机床。精密机床是什么？是造机器的机器。没有我们，别的厂拿什么造拖拉机、造汽车、造飞机？ 你说这是创造型还是谋生型？” 年轻车工挠挠头。“那倒也是。” 车间主任话锋一转。 “但韦格纳同志说，要创造更多的“创造型”岗位。意思是我们不能光满足于造普通机床，得往高端走，这是未来的方向。 德国要走在世界前面，不能光靠产量，要靠技术。 我们的工程师有这本事，我们的工人也有这手艺。 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学、愿不愿意去钻研。 去年厂里办了几期技术培训班，报名的人不少。 今年还要办，我希望在座的都能去听听。” 人群里有人嘀咕： “学那个有什么用？又不涨工资。” 车间主任没听清是谁说的，但他的回答像是提前准备好的： “涨不涨工资，不是你现在该想的。你现在该想的是——十年后，你的技术还能不能跟上未来的生产条件。 普通机床的订单已经在减少了，明年还要减。 不是厂里不努力，是市场需求变了。” 车间里安静下来。 弗里尔端着搪瓷杯默默退出人群，走向自己的工位。 他想起维斯那晚在疗养院食堂说的话—— “我们农民和你们工人不一样。你们工厂说转产就转产，我们农庄说改种什么，得等一季。” 这话不全对。工人转岗也不容易，学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等于重新当一回学徒。 但他并不反对——在西班牙那场战争中活下来以后，他对“改变”这个词有了新的理解。 改变不一定带来更好的结果，但不改变一定等不来好日子。 中午，厂区食堂里的长桌上，弗里尔和几个工友坐在一起。 话题还是早上的那个。 高级钳工瓦尔特首先开口，他资格老，技术好，说话直来直去。 “韦格纳同志说的产业升级，我不反对。 但有一点我想不通——我们厂的精密机床的配套产业为什么跟不上。 一个精密轴承，要从三个不同的厂调货； 我们下面的厂子是各自为政，谁也管不了谁，效率能高吗？” 车间副主任放下筷子， “你提的这个问题，韦格纳同志也考虑过了。 所以才要搞经济互助圈的产业分工——德国专攻高端制造，苏联专攻能源原材料，法国专攻化工轻工……各有所长，互相配套。 我们的精密机床配上苏联的特种钢材、法国的电子元件，成本能降下来，质量能提上去。” 老瓦尔特沉默了一会儿。 “这个道理我懂。但我就怕——怕这么一搞，我们自己的配套产业就没人管了。 那些小厂、老厂，没有技术、没有设备、没有人才，最后怎么办？关掉？工人怎么办？” 车间副主任的语气放轻了。 “转岗培训。韦格纳同志说了，要创造更多的“创造型”岗位。 不是把人推向社会就不管了，是帮助他们学到新技能、找到新岗位。” 老瓦尔特没再说什么，低头扒饭。 弗里尔望着他花白的头发，想起一九二三年那批从鲁尔区转岗来的老工人。 那时候他们也是这样——担心学不会新技术，担心被厂里淘汰，担心老了没人管。 后来呢？厂里办了夜校，老工人们咬着牙学，磕磕绊绊地学会了识图、算料、操作新机器。 他们没有被淘汰，反而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 弗里尔想，人不是不想学，是怕学不会，更怕学会了也没用。 韦格纳同志要做的，就是证明给他们看——学得会，而且有用。 午饭后，弗里尔没有回车间。他走出厂区大门，沿着施普雷河慢慢走了一段。 河边的长椅上坐着一个退休老人，花白的头发，穿着工装。 老人手里也拿着一份《红旗日报》。 弗里尔在他旁边坐下， “同志，看报呢？” 老人抬起头。“嗯。韦格纳同志的讲话，我读了三遍了。” “您怎么看的？” 老人沉默了片刻。 “我是在上一次世界大战进的厂，今年刚退。 干了这么多年，什么活都干过。 韦格纳同志说，要让人有尊严、体面、盼头。 这三样东西，我年轻的时候一样都没有。 那时候哪有什么尊严？ 工头骂你，你得听着；资本家扣你工资，你得忍着。不忍着，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 现在不一样了。工人委员会替我们说话，工会替我们撑腰，国家替我们兜底。 走在街上，腰杆是直的。这就是尊严。” “那您对产业升级怎么看？” “我支持。但有一点担心——我们这些老家伙，跟不上新东西了。年轻人学得快，我们学得慢。厂里要是搞的产业升级，我们怎么办？ 退休倒是不怕，就怕还没退休就被边缘化了。” 弗里尔深吸了一口烟。 “您这话，我们车间也有人这么说。 但我觉得，不是人跟不上，是培训没跟上。 只要厂里愿意教，我们愿意学。 我们厂里的老瓦尔特，五十多了，去年还学会了操作新式铣床。 他常说，人这一辈子，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会不怕，怕的是不想学。” 老人笑了。 “你这话，韦格纳同志也说过。他说，社会主义不是养懒汉，是给人机会。 给人学习的机会，给人进步的机会，给人过上好日子的机会。 我们赶上了好时候，得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