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章 闲话里少了一个字

第一百二十三天，早上七点四十。 采买的车停在后厨那扇铁门外头。 车斗上盖着一块蓝色的帆布，帆布上一层土。开车的是一个瘦子，四十来岁，光着一只脚踩在车门框上，另一只脚上是拖鞋。 陈九斤蹲在门里头那一块阴凉地上，手里拿着一把韭菜在择。 这是他今天早上给自己找的活。 老邵从后厨里出来，手在围裙上擦了一下。 他走到车尾，把帆布掀开一角，往里头看了一眼。 “今天怎么少了一筐。” 不是普通话。 陈九斤择菜的手停住了。 那不是这边的话。 那是南岭那边的话。 南岭县在山那头，县城不大，县底下十几个镇。那边说话有一样别处没有的东西——句子说完，末了要拖一个字出来。 一个“咧”。 今天怎么少了一筐咧。 这个字不带意思。它就是那边人说话的尾巴。 一个南岭人跟另一个南岭人说话，一天里要甩出去几十回。 不带这个字，句子也通。可南岭人不会不带。 老邵刚才那句话，没有这个字。 陈九斤把手里那把韭菜放下了。 车上那个瘦子答了一句。 “市场上没有了。明天补。” 也是南岭话。 他那句话末了，有那个字。 “明天补咧。” 老邵“嗯”了一声。 他把帆布放下，转身往回走。 走了三步他又回过头。 “下礼拜三我要两筐姜。” 还是南岭话。 还是没有那个字。 瘦子把拖鞋往脚上一磕，跳下车。 “两筐咧。” 陈九斤蹲在门里头那一块阴凉地上，手里的韭菜散了一地。 晚上七点五十，四层楼梯口。 这一层的楼梯口有一扇窗，窗外头是一号楼那面墙。这个点墙上没有灯，风从窗口过来的时候能听见楼下食堂在收桌子。 高凯站在窗口，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 “你今天一天没说话。” “我在数。”陈九斤说。 “数什么。” “数一个人说了多少句本地话。” “谁。” “老邵。” 高凯把缸子放到窗台上。 “他不是本地的。” “他是南岭那边的口音。” “对。”陈九斤说。 “南岭那边的话，说完一句要甩一个字，一个“咧”。” 高凯笑了一下。 “我知道，我们那儿也这么说。” “你哪儿的。” “南岭底下，庙前镇。” 陈九斤看了他一眼。 “你今天说了多少个“咧”。” 高凯愣住了。 “我……” 他想了一下。 “我不知道。” “你刚才说“我们那儿也这么说”，你没甩。” “我这几年不在家。” “你昨天晚上在屋里跟隋满堂说话，说了七个。”陈九斤说。 “你自己数不着。这个字是甩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你放松的时候它就出来。你紧的时候它不出来。” 高凯拿起缸子，喝了一口。 “那老邵呢。” “老邵今天早上跟送菜的说了四句南岭话。” “四句里，一个没有。” 高凯的手停在半空。 “送菜那个人呢。” “三句，三个都有。” 楼梯口安静了一会儿。 “也许他也出来久了。”高凯说。 “他今天早上跟人讨价钱。”陈九斤说。 “一个人讨价钱的时候是紧的还是松的。” 高凯没有答。 “讨价钱是松的。”陈九斤说。 “讨价钱那会儿人不装。一个南岭人在讨价钱的时候，那个字是压不住的。” “所以他不是南岭的。” “他会说南岭话。说得很顺，四句里一个疙瘩都没有。”陈九斤说。 “可他不是在南岭长大的。” “他是在南岭待过很久的人。” “待到会说，待不到甩那个字。” 高凯把缸子搁到窗台上。 “待多久。” “十几年也行，二十年也行。”陈九斤说。 “反正是长大以后去的。” 窗外头有人在楼底下推桌子。 “还有一样。”陈九斤说。 “他说普通话的时候，说话的样子不对。” “怎么不对。” “他一句话里没有多余的字。” 高凯看着他。 “这不是好事吗。” “这是干过一样活的人才有的毛病。”陈九斤说。 “我干催收的时候，一天要跟三十几个人打交道。什么人都有。” “大部分人说话是一坨一坨的。前头铺垫，中间跑题，末了才说他要说的那一样。” “有一种人不这样。” “你问他一句，他先答“是”或者“不是”，再说为什么。” “他说数目的时候一定带单位——不说“两筐”，说“两筐姜”。” “他说时间的时候一定给个准头——不说“过两天”，说“下礼拜三”。” “他不用“大概”“差不多”“应该”这三个词。” 高凯把手在窗台上放平了。 “他今天早上那三句，全是这样。”陈九斤说。 ““今天怎么少了一筐”——他没说“怎么好像少了点”。他说的是一筐。” ““下礼拜三我要两筐姜”——不是“过两天送点姜来”。” “这是什么人。”高凯说。 “这是一个说出去的话要被人记下来的人。”陈九斤说。 “他说一句，别人要照着办；办错了要回过头来找他。” “这种人说话就变成这样了。” “不是他讲究。是他被人找过。” 高凯没有出声。 “这两样跟前头那三条是一路的。”陈九斤说。 他从兜里把本子摸出来，翻到中间那一页。 “盐下得早。土豆削完泡盐水。下米八把，两次都正好。” “这三条说的是同一样：这个人给几百个人做过很多年饭。” “不是给一家五口做饭。是给几百人。一口大锅，同一个人数，做过几百上千顿。” “今天这两样接上去。” “他在南岭待过很久，长大以后去的。” “他说话像一个说出去的话要被记下来的人。” “把这五条摞一块儿。”陈九斤说。 “一个人，在南岭，管过几百号人吃饭，管了很多年，说话要担责任。” 高凯的喉咙动了一下。 “那不就是……” “南岭那种地方，一个县里能有几个。”陈九斤说。 “几百号人一块儿吃饭，天天吃，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断的地方。” “不多。” 高凯把这句话咽下去了。 他没有说出来是什么地方。 陈九斤也没有说。 风从窗口进来。 “我不信。”高凯说。 陈九斤看着他。 “你说他管过几百号人吃饭。那他就是个大师傅。”高凯说。 “大师傅哪儿都有。南岭一个县里，学校、厂子、工地，几百人一块儿吃饭的地方多了。你这五条，套哪个都行。” “我也是这么想的。”陈九斤说。 “我今天一天想的就是这个。我想的是怎么把我自己这个说法弄倒。” “弄倒了没有。” “弄了三回。” 他把手指头竖起来。 “第一回，我说他是学校食堂的。学校食堂一年放两回假，一放两个月。一个在学校灶上待了十几年的人，手上没有天天的活。可他削土豆知道要泡多久——一筐一个半钟头，那是天天削才有的数。” “第二回，我说他是工地上的。工地的灶换地方，人数天天变，今天二百明天四百。变来变去的人抓米一定要看锅。他不看。他抓完就撒手。” “第三回，我说他是厂子里的。厂子的灶跟着班次走，早中晚三顿人数不一样。厂子里的大师傅是按班算的，他说话会带班。他不带。” “他说话带的是礼拜。” “下礼拜三。” “他脑子里那个东西，是按天排的，一天都不断。” 高凯把靠在窗框上那只手撤了回来。 “还有最后一样。”陈九斤说。 高凯抬起头。 “昨天晚上他问我一句话。” “他问我，我那三年在哪个县干的。” “你答了？” “答了。南岭县。” 高凯的眼睛动了一下。 “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在打听。”陈九斤说。 “我今天早上听完那四句话，我知道他不是在打听。” “他是在对。” “对什么。” “他本来就在找南岭那边的东西。”陈九斤说。 “我进这个园区一百二十多天。这一百二十多天里，我在他跟前露过多少次面，他一句话没跟我说过。” “他跟我说的第一句整话，问的是县。” “不是问我叫什么，不是问我干过什么。” “是问哪个县。” “他先有那个县，才有的这句话。” “他手里早就有一样东西，是南岭的。” “他等着看，谁是从那边来的。” 高凯把窗台上那个缸子端起来，又放下。 “那他是谁。” 陈九斤站在窗口那一块。 楼下食堂的桌子推完了。 一号楼那面墙黑着。 “我不知道。”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