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六章 归途未归

他已经不再回头看追兵了。 不是因为无畏，是因为不需要了。有没有追兵，追兵还有多远，下一颗子弹会不会从背后贯穿他的胸腔——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他扔掉空枪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向前跑。 肺叶在燃烧。每吸一口气，都像吞进一团碎玻璃。脖颈的伤让他的头部只能保持一个僵硬的姿势，视线在颠簸中剧烈晃动。左臂的血顺着指尖滴落，在阿富汗龟裂的黄土上留下断断续续的印记，像某种濒死的动物拖行的痕迹。 但他没有停。 眼前的世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是黑暗，是那种介于清醒与昏迷之间的、柔软的、边缘发白的失焦。废墟的轮廓在视野里融化，灰褐色的瓦砾和土墙逐渐褪色，变成一片温柔的、朦胧的光。 光里有一束马尾辫。 高高梳起，发尾微微卷翘，随着某个轻盈的步伐左右晃动。在洒满阳光的图书馆窗边，在铺满梧桐叶的林荫道上，在三食堂拥挤的人潮里。她回头对他笑，眼睛弯成月牙，嘴唇翕动，好像在说什么。 说什么呢。 他听不见。引擎的轰鸣，爆炸的回响，战友的嘶吼——所有声音都退到极远处，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水。只有自己的心跳还在，一下，两下，沉重得像有人在胸腔里擂鼓。 他继续跑。 不知道跑了多久。可能是几分钟，可能是半个世纪。沿途不断有身影从废墟的阴影里踉跄着汇入——幸存的SKM队员，带着各色的伤，挂着各式的枪，脸上是同样的、被死亡舔舐过后留下的表情。没有人说话。没有力气，也没有必要。 沉默的溃兵，沉默的逃亡，沉默的、关于“活着”这件事的最后努力。 有人在他身边倒下。他没有停。 有人在他身后喊他的名字。他没有回头。 他的世界里只剩下两样东西：脚下不断延伸的、不知道通向何处的黄土路，和视野尽头那束始终不曾消失的、轻柔晃动的马尾辫。 --- 撤离点的标识是一块倒悬的荧光布条，系在一辆烧毁的皮卡残骸上。 宋启明看到它的时候，膝盖已经不受控制了。他踉跄了几步，单膝跪在龟裂的土地上，手掌撑住地面，干呕了几声——什么都吐不出来，胃里早空了。 轰鸣声从天空压下来。 不是美军的阿帕奇。是民用涂装的米-17，机身侧面没有标识，舱门大开，一个穿着公司战术背心的接应人员正探出半个身子，拼命挥动手臂。 “快！快！快！” 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像隔着一层水。 宋启明想站起来。他用完好的那只手撑着地面，膝盖发力，站到一半，眼前突然炸开一片白光。天地在视野里旋转、倾斜、破碎。 他听见有人在喊“队长”。也许是安德烈，也许是从未记住名字的某个人。 他想回应，嘴唇动了动，喉咙里只逸出一声含混的气音。 白光越来越亮，吞噬了废墟，吞噬了天空，吞噬了那束始终在前面晃动的马尾辫。 他陷入黑暗。 --- 昏迷不是一片虚无的漆黑。 它有颜色，是坎大哈土墙那种褪了血的赭褐色；有气味，是硝烟、腐肉和自己绷带下化脓伤口的甜腥；有声音，是通讯器里的惨叫、直升机的旋翼、以及某个遥远记忆中女孩轻笑着说“我等你回来”。 他在这些碎片之间沉浮，像溺水者抓不住任何一块浮木。 偶尔醒来几秒。 看见惨白的天花板，陌生的日光灯，吊瓶里一滴一滴坠落的不明液体。听见有人用波斯语交谈，脚步声在走廊里急促地来来去去。闻到消毒水和陈旧血迹混合的气息——不是战场那种腥热，是冷的，干净的，属于医院的味道。 然后意识再次被黑暗拖走。 如此反复，不知多少次。 --- 半个月后。 伊朗，扎黑丹。 这座城市位于卢特荒漠的边缘，常年干燥少雨，天空永远蒙着一层灰白色的尘霾。宋启明坐在医院走廊尽头的长椅上，晒着那扇唯一朝南的窗户透过来的、稀薄的日光。 他穿着一件不合身的病号服，外面罩着不知谁给的旧毛衣。左臂的贯穿伤已经做过两次清创手术，缠着崭新的白绷带，干净得让他有些不习惯。脖颈戴上了固定支具，医生说颈椎有轻微错位，需要静养，需要时间。 时间。他有的是时间了。 走廊很长，刷着淡绿色的墙裙，每隔几米有一扇紧闭的门。这里收治的都是从那场溃败中爬出来的人——四十三个幸存者，来自原本三百多人的十一支小队。 宋启明不知道这四十三个名字。他只知道，他负责的那条街，只剩他自己还坐着。 他靠着冰凉的墙壁，让那片薄薄的日光落在脸上。冬末的伊朗高原阳光没有温度，只是亮度，照进瞳孔里激不起任何温暖的感觉。 他活着。从坎大哈的绞肉机里爬出来了，躺在这间边境城市的简陋医院里，呼吸着没有硝烟的空气，听着陌生语言的呢喃。 但他不知道自己的魂在哪里。 也许还留在那条街道上，和卡尔、路易、安德烈、村上以及那无数张还没来得及记住的脸在一起。也许落在撤退路上的某具尸体旁边，正等着他回去捡。也许从未离开过滨海市那个秋日的午后，停在阳光穿过苏晴发丝的那个瞬间，不肯随主人一起踏入这片血与火的炼狱。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此刻坐在这里的这个人，像一只从冬眠中过早醒来的动物，身体醒了，意识还蜷缩在某个黑暗的角落。 “这里有人吗？” 声音从左侧传来。沙哑，熟悉。 宋启明缓慢地转头——脖颈的支具让这个动作变得僵硬而吃力。 卡特站在长椅旁边。 这位SKM阿富汗行动总指挥穿着一件同样不合身的病号服，左臂吊着绷带，右脸颊有一片新生的粉色疤痕，边缘还带着缝合的针脚。他苍老了至少十岁，眼窝深陷，鬓边那一贯梳理整齐的银发此刻凌乱地搭在额前。 宋启明没有说话，只是往旁边挪了挪。 卡特坐下。两个男人并排靠在冰凉的墙壁上，看着对面那扇没有任何风景的窗户，沉默了很久。 走廊尽头的护士站传来收音机的声音，伊朗国家电台正在播放波斯语新闻。听不懂，但那舒缓的语调像某种镇定剂，稀释着这片空间里过于沉重的寂静。 “指挥部被端了。”卡特开口，声音像砂纸磨过生锈的铁皮，“你们往西撤的时候，我们正在往北突围。美军的陆战队不只在南边登陆，北边也有一支分队——应该是第26远征队的分遣队。他们直接切入了防线纵深。” 他顿了顿：“通讯塔在炮击开始后三十秒就断了。我没来得及发出最后一条指令。” 宋启明看着窗外。一只灰鸽子落在窗台上，歪着头啄食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多少人？”他问。 “指挥部一共二十三人。”卡特说，“活下来的，七个。” 沉默再次降临。 那只灰鸽子飞走了。 “11个小队。”卡特的声音很低，不像汇报，更像自言自语，“三百四十七人，这是开战前三天的统计。后来陆陆续续补充过几次兵力，我记不清具体数字了。” 他停顿了很久。窗外的尘霾在他苍老的侧脸上投下浅灰色的阴影。 “撤出来的，四十三个。重伤来不及带走的，阵亡确认的，以及至今没有音讯的——”他吸了一口气，胸腔里发出轻微的、嘶嘶的声音，也许是旧伤，“三百多人。” 三百多人。 宋启明在心里把这个数字过了一遍。三百多个名字，三百多套识别牌，三百多张或年轻或苍老的脸，三百多份正在或者即将从公司账户汇出的抚恤金。 他在坎大哈废墟里捡过那些识别牌。冰凉的金属片，刻着编号和血型，浸透了血，有时候还连着半截伞绳。他把它们塞进胸前的内袋，贴着马库斯那块，贴着没电的手机。 一块，两块，三块……他记不清最后捡了多少块。 都留在撤退路上了。和那些带不走的尸体一起。 “黑水那边呢？”他问。 “比我们惨。”卡特扯了扯嘴角，不是笑，只是面部肌肉的机械运动，“他们在昆都士被包了饺子，两个整编小队，七十多人，活着出来的不到十个。” 他转过头，第一次正眼看着宋启明：“这场仗，所有的PMC都亏惨了。塔利班付的定金还不够付抚恤金的一半。” “公司打算怎么办？” 卡特沉默了几秒。 “会找塔利班政府交涉。”他说，“他们虽然丢了坎大哈，但主力还在山区，美军的清剿至少还要持续三到五年。他们需要雇佣兵，需要后勤，需要一切还能提供服务的承包商。”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疲惫的、认命般的平静：“这笔账，他们会认。活着的还有死去的，都会有个交代。” 交代。 宋启明咀嚼着这个词。它像一块没有味道的压缩饼干，干涩，寡淡，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 三百多条人命，换一句“会有个交代”。 这就是雇佣兵的归宿。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绷带换得很干净，指尖的茧还在，但指甲缝里已经洗掉了血迹。那双手看起来和十四天前没有太大区别，但宋启明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永远不一样了。 不是变得更坚硬，是变得更空。 像一口枯井。 “你那个女孩。”卡特突然说，语气很平淡，没有探寻，没有审判，只是在陈述一个他无意中知道的事实，“还在等你？” 宋启明的手指动了一下。 “是。” 卡特点点头，没有再问。 窗外的尘霾似乎淡了一些，阳光从稀薄的云层缝隙里筛下来，在医院惨白的墙面上铺开一小片暖色。收音机换了频道，开始播放一首古老的波斯民谣，女声婉转，唱着什么关于离别和重逢的故事。 宋启明靠在椅背上，闭上眼。 他没有回答卡特的问题，不是不想回答，是不知道答案。 苏晴还在等他吗？ 他离开时说的是“非洲”，是“父母那边有点事”，是“通信可能不方便，不要担心”。那是11月1日。现在是12月中旬，一个半月过去了。 她发过多少条消息？打过多少次无人接听的电话？在那些辗转难眠的夜晚，会不会对着手机屏幕上永远显示“未送达”的对话框发呆？ 她会怎么想？会不会觉得自己被欺骗了，被抛弃了，被一个从未真正存在过的人戏弄了感情？ 或者，更糟糕的是——她会不会还在等？ 怀着那种“他一定会回来”的、盲目的、毫无保留的信任，一天一天地等下去。 宋启明把手伸向病号服的内袋。 空的。 那部手机在撤退路上丢了。也许掉在某具尸体旁边，也许埋在废墟的瓦砾下，也许——也许更好，它永远留在坎大哈了。 连同那条没发出去的短信。 “感谢你的陪伴，永远不会忘记你，怀念咱们在一起的岁月静好，静在愉悦，好在温馨。” 他没有备份。他不需要备份。每一个字都刻在脑海里，像弹道计算，像武器分解，像无数个深夜里反复练习直到肌肉记忆的那些动作。 永远不会忘记。 问题是，她还会不会记得他？ 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一个穿着白袍的医生走过来，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叫卡特的名字，示意他该回去换药了。 卡特慢慢站起来。他的动作比十四天前慢了太多，像一架精密的仪器，某些关键的齿轮已经磨损。 他走了两步，停下来，没有回头。 “齐。”他说，“活着回来的人，不需要为活着感到愧疚。” 他没有等宋启明回答。 脚步声渐渐远了，消失在走廊拐角。 宋启明独自坐在长椅上，看着窗外那片始终没有温度的日光。 三百多人死了。他活着。 卡尔死了，路易死了，村上死了，马库斯死了，安德烈说“接应点见”然后没有来。 他活着。 这不是幸运。这是债务。 他欠那些人一条命。他不知道该怎么还，但至少—— 至少要活着回去。 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不是为了赎罪，甚至不是为了兑现那个“我等你回来”的约定。 只是因为，如果连他也死了，那三百多个名字就真的只是抚恤金列表上的一串数字了。 总要有人记得。 记得卡尔狙击镜里最后瞄准的方向，记得路易说起老婆面包店时的笑容，记得村上高烧中反复呼唤的那个日本女人的名字。 记得马库斯在运输机上抽着烟，说“一起活下去”。 记得那条没有发出去的短信，和那个从来没有勇气当面说出口的—— 他睁开眼。 走廊的日光已经从西窗移到了东墙。护士站的白袍身影忙碌地穿梭，伊朗民谣换成了新闻播报，语速很快，语调平静。 宋启明慢慢站起来。 脖颈的支具硌着下颌，左臂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他的身体像一架被严重损坏、勉强修复的旧机器，每一个零件都在抗议。 但他站得很直。 窗外，扎黑丹的天空依然蒙着那层灰白色的尘霾。看不见太阳，但光线还在。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没有枪，没有血。只有干净的绷带，和指尖那道卡桑加时代留下的旧疤。 他用拇指慢慢摩挲着那道疤痕，很久，很久。 然后他转身，向走廊另一头走去。 远处，收音机里的波斯女声还在唱着那首关于重逢的歌。 他听不懂歌词。 但他听懂了旋律。 那是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