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冬天的火炉

1874年12月，维也纳 冬天又一次降临维也纳。这是小说开始后的第七个冬天，也是雅各布·科恩在维也纳度过的第六个冬天。他早已习惯了这座城市的寒冷，但每年冬天来临时，他还是会想起布达佩斯——想起码头上的风，想起妹妹米里亚姆冻红的手指，想起那碗永远端不到的鸡汤。 今年的冬天比去年更冷。十二月中旬，气温降到了零下十五度，多瑙河完全封冻了。工人们在河面上凿洞取水，孩子们在冰上玩耍，有人在冰面上搭起了一个临时的滑冰场，租借冰刀鞋，一个克洛伊茨一次。 雅各布的咖啡馆里生起了炉子。炉子是铁铸的，圆滚滚的，像一个黑色的胖子蹲在墙角。炉膛里烧着煤，煤是费伦茨从隔壁的煤店搬来的——他只有一只手，每次只能搬一小筐，来回跑七八趟才能把一周的煤搬完。 “你应该买个大筐。”雅各布说。 “大筐我搬不动。” “那我搬。” “你搬？你腰不好。” “腰不好又不是手不好。” 费伦茨瞪了他一眼。“你这个人，什么时候能学会接受别人的好意？” “等我死了。” “那你要等很久。” 炉子烧起来的时候，咖啡馆里暖和了很多。客人们不再缩着脖子喝咖啡，而是脱掉大衣，挂在衣架上，像在自己家一样随意。赊账的人还是那么多，但至少他们不再发抖了。 保罗每周六下午都来。修女送他来，两个小时后接他走。他每次都坐在角落的同一张桌子旁，面前放着一杯热牛奶，手里捧着一本书。他的阅读速度很快——七岁的孩子，已经能读简单的德语文章了。雅各布给他带的书从图画书变成了文字书，从童话变成了科普。 “科恩先生，”保罗有一天放下书，“您知道地球是圆的吗？” “知道。” “那为什么站在上面的人不会掉下去？” “因为有引力。” “引力是什么？” 雅各布想了想。“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所有的东西都拉向地面。” “那为什么鸟能飞？” “因为鸟的翅膀能产生比引力更大的力量。” 保罗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人为什么不能飞？” “因为没有翅膀。” “那人能做翅膀吗？” “能。但做了也飞不起来。人的身体太重了。” 保罗沉默了几秒钟。“那飞机呢？我听修女说，有人在做飞机。” 雅各布愣了一下。“你从哪听说的？” “修女说的。她说，有一个叫奥托·李林塔尔的德国人，在做一种像鸟一样的机器，可以飞。” “那是滑翔机。不是飞机。” “滑翔机能飞吗？” “能。但飞不远。” “以后会飞远的。”保罗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笃定，像一个已经看到了未来的人。 雅各布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孩子跟他见过的任何孩子都不一样。他不只是聪明，而是有一种超越年龄的、对世界的好奇和信任。他相信人能飞，相信水会再来，相信空瓶子有一天会装满花。 “保罗，”雅各布说，“你以后想做什么？” “我想做飞机。” “做什么？” “做飞机。让人能飞的那种。” 雅各布笑了。“好。你做飞机，我开咖啡馆。你飞的时候，从天上看看我的咖啡馆长什么样。” “我会的。” 炉火噼啪作响，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一大一小，一高一矮，像两个不同形状的、但同样温暖的黑洞。 同一天，布达佩斯。 伊洛娜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三个月，第一次回到报社。贝尔塔没有催她——她请了三个月的假，贝尔塔只批了两个月，但告诉她“你什么时候回来都行”。 伊洛娜走进编辑部的时候，发现贝尔塔的办公桌空了。 “贝尔塔呢？”她问前台胖女人。 “住院了。” “什么病？” “肺。医生说很严重。” 伊洛娜的心沉了下去。她问了医院 贝尔塔住在维也纳总医院的一间单人病房里。房间不大，但干净，窗台上放着一盆花——是假的，塑料的，但颜色很鲜艳。贝尔塔躺在床上，比三个月前瘦了很多，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皮肤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蜡黄色。 “您怎么不告诉我？”伊洛娜坐到床边。 “告诉你有什么用？你又不能替我生病。”贝尔塔的声音很沙哑，但语气还是那么硬。 “我可以来看您。” “看了又怎样？我又不会好得快。” 伊洛娜握住她的手。那只手很瘦，骨头硌手，但很暖。 “医生怎么说？”伊洛娜问。 “说还能活半年。” 伊洛娜的手一紧。“半年？” “也许更短。也许更长。医生的话，听听就行。” “那您……” “我在写回忆录。”贝尔塔指了指床头柜上的一叠稿纸，“写了三分之一了。想在死之前写完。” “您不会死的。” “每个人都会死。”贝尔塔看着她的眼睛，“伊洛娜，你比我年轻，比我有才华，比我勇敢。你不要浪费。” “浪费什么？” “浪费你的才华。不要像我一样，一辈子写没人看的报道。要写能改变人的东西。” “比如什么？” “比如，一个女人为什么不能当医生？一个工人为什么不能吃饱饭？一个犹太人为什么不能开咖啡馆？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在报纸上，在法律里，在制度里。你要写的是——怎么改变法律，怎么改变制度。” 伊洛娜沉默了。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么远。她只是想写真相，想让人们看到真相。但贝尔塔说得对——看到真相之后呢？如果什么都不改变，真相就是一堆废纸。 “贝尔塔，”她说，“我答应您。我会写能改变人的东西。” “不是为我写的。为那些不能写的人写的。” “我知道。” 贝尔塔笑了。她的笑容很疲惫，但很真。 “伊洛娜，”她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记者。” “我才当了一年。” “时间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一颗不妥协的心。” 伊洛娜低下头，眼泪掉在贝尔塔的手背上。 贝尔塔没有擦。她只是让那些眼泪流着，像雨水落在干涸的土地上。 的里雅斯特的冬天不像维也纳那么冷，但风很大。 莱奥站在炮台的围墙上，大衣被风吹得像一面旗子。他手里拿着一封信——是伊洛娜写来的。信上说，贝尔塔病了，可能活不过春天。她说她很害怕，不是怕死亡，而是怕“来不及”。 “来不及做什么？”莱奥问自己。 信上没有写。但他猜得到——来不及说真话，来不及改变什么，来不及爱一个人。 他把信折好，放进口袋，然后去找马蒂奇。 “军士长，你说过，你在这待了二十年。” “对。” “你有没有后悔过？” 马蒂奇想了想。“后悔过。但后悔没用。” “那什么有用？” “往前走。” 莱奥看着海面。冬天的海是灰蓝色的，浪很大，白色的泡沫在浪尖上翻滚，像一群奔跑的羊。 “我想做一件事。”他说。 “什么事？” “去维也纳。” “去看那个姑娘？” “去看她。顺便看一个病人。” 马蒂奇看了他一眼。“你请假上瘾了？” “也许。” “去吧。”马蒂奇掏出烟斗，“炮台有我。” “谢谢。” 莱奥回到营房，写了一封信给伊洛娜： “伊洛娜： 我下周去维也纳。不是专程看你，是看贝尔塔。但也会看你。 你不是一个人。 莱奥” 他把信寄出去，然后开始收拾行李。 这一次，他没有带军装。他穿了一件便装——深灰色的大衣，黑色的靴子，没有勋章，没有军衔。他不想让人认出他是军人。他只想做一个普通人，去看一个普通人。 火车是十二月二十日早上出发的，到维也纳要十个小时。 他坐在车厢里，看着窗外的田野和村庄被白雪覆盖，心里想着伊洛娜的脸。 他想起她在渔市看鱼的样子，想起她在炮台看日出的样子，想起她在布达佩斯火车站站在月台上的样子。 每一次，她都是站着的。不倒下，不后退，不回头。 他想成为那样的人。 但他不是。他只是一个会害怕、会犹豫、会说“以后”的人。 也许“以后”就是现在。 火车在傍晚抵达维也纳。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雪在灯光下闪着细碎的光。莱奥走出车站，叫了一辆马车，去了雅各布的咖啡馆。 他推开门的时候，雅各布正在擦杯子。 “莱奥？”雅各布愣住了，“你怎么来了？” “来看一个人。” “谁？” “贝尔塔·冯·苏特纳。” 雅各布放下杯子。“你认识她？” “不认识。但伊洛娜认识。” 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你变了。” “哪里变了？” “你会为别人做事了。” 莱奥想了想。“也许不是变了。是醒了。” “醒了好。醒了就不会再睡。” 雅各布给他煮了一杯咖啡——这次不是黑咖啡，而是加了奶和糖的。 “喝吧。不苦。” 莱奥端起咖啡，喝了一口。果然不苦。 “你终于会煮好喝的咖啡了。”他说。 “不是我会煮。是我想煮。”雅各布看着他，“为你煮的。” 莱奥放下杯子，看着雅各布的眼睛。 “谢谢你，雅各布。” “不客气。” 他们坐在咖啡馆里，炉火烧得很旺。窗外的雪越下越大，把整座城市盖成了白色。 但咖啡馆里是暖的。 不只是炉火的暖。